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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离不开法学教育。虽然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但首先涉及的社会体制或国家体制的变革，其实质无非是对国家权力组织与运用问题，无非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转型问题。在同一社会形态里，即使是经济基础的某些局部变革，也必然导致法律调整的具体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新的行为、新的现象需要法律的昭示，从而对法学教育提出新的时代理念、新的规制要求。法学教育者，既要通过教育使被教育者融通法律品质、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又必须与时俱进，能转变教育理念、采用先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在世界性民主、法治与宪政浪潮以及全球化进程，加入WTO、经济市场化、依法治国背景的当前，法学教育更有它的迫切意义。

    一、关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模式

    据统计，截止到1995年，全国受过法律本科教育的律师只占20%，法官5%，受过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法官仅占0.25%.从律师队伍看，预计到2010年我国需要专职律师约30万，而现在仅有10多万人。每年我国法官、检察官自然减员为3—4万人，而每年毕业的法学本科生为2万人，尚不能补充法院、检察院的自然减员。〔1〕这组数据表明，我国法学教育的规模不是过大，法律专业的人才不是过剩，现有的法学教育仍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法治建设的需要，法学教育仍需适度稳步地发展。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我国不仅在经贸上“入世”，而且在法律上也必须“入世”，法学教育承载着为“经济的法律入世”培养大批法律人才的重任下，更应注重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教育就其性质讲，它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合格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一种教育活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呈现以下弊病：一是注重书本、课堂理论教学，疏忽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校期间的基本知识学习阶段，局限于知识传授、理论讲解、法条注释；忽视了职业技能的训练、法律精神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一些命题、甚至政治命题本身的分析研究，仍趋向于把法学视为一种普适的知识，仍然对中国当代城市和农村、对中国人因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形成的行为方式缺乏关注，仍然更多试图并习惯于用18、19世纪西方学者的一些应然命题来规定生活”〔2〕（P5），法学教育成为政治权威的附庸和现存制度、习惯的“脚注”，较少顾及学生今后个人的发展与工作需求，造成学生“知晓”过于“能做”，以致于出现培养的学生不会起草诉状、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二是在教学方法上，教师通常以“填鸭式”的讲授形式教授法律，对法条逐条注释，论述其如何的合理与正当。教师的任务是灌输，而不是激发学生理论创新、探究理论的背景。一个不向学生推出“正确”结论的教师往往被认为无能，而一个敢于对教师质疑的学生往往被认为是不敬。教师是“标准答案”的象征。造成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多知识而少见识，长于坐而论道却短于起而践履，没有批判性思维，成了一个背诵机器。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记，考试考笔记。学生蜕变成堆积知识的仓库和应考机器。三是法律教育缺乏司法研修这一重要的职业训练阶段。现阶段，法科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法院、检察院做法官、检察官，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内容（司法实习大多流于形式）。把法律职业训练的任务转嫁到用人单位头上，造成法科毕业生通常要在所在单位工作一两年乃至更长，才能熟悉和胜任本职工作。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担任法官、检察官有职业经历的要求。如，在法国，要成为一名法官和检察官，必须经过法律院校四年以上的学习、获得硕士学位，然后考1入国家法官学院作为“法官生”接受2-3年职业训练之后才有可能。而要成为一名律师，则必须先在法学院取得法学学位，然后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合格者成为见习律师，在律师事务所见习3-5年，才获得律师协会的准予执业。在日本，法科毕业生都必须经过统一的司法考试，考试合格作为司法实习生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至少二年的实习生活，实习期满，再经过严格考试并及格，才取得法曹资格。才能担任助理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而在美国，法律教育是属于大学本科基础教育后的一种专才教育，只有获得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法律教育。培养职业律师是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又由于法学院学生已经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从而使美国的法学教育又是一种完全的职业教育，法学院开设的课程全部为法律专业课程，而不开设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课程。法律职业领域里，除了数量众多的开业律师外，其他重要的法律工作者也几乎都是从律师中产生，如，法官、检察官必须从优秀律师中挑选，法律教师和法律研究人员也要求持有律师执照，一部分立法机构的议员和政府机构的官员也是来源于律师。正是美国社会对律师的大量需求，法学教育一直盛世不衰。在我国目前，法学教育是按照素质教育、专才教育的培养目标而设计的，而用人单位，一部分（如司法部门）是按照高级职业人员、专业精英而需求的，渴求的是经过职业训练的专才，而另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法科毕业生则进入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新闻媒体等非法律行业任职，用人单位侧重的是有良好素质教育的通才。在这种情况下，法学教育处于一个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职业训练要求教学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就很可能浪费人才，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职业人员；而注重素质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别是我国法科生绝大多数都来自高中校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素质教育又是必须的。〔3〕（P315）因此，如何找到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的平衡点，对有限的法律资源进行配置？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各有差异，如，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种单纯的职业教育，其目标主要是培养职业律师。日本的法学教育则定位于培养私法人员或曰法律职业人员。澳大利亚实行双学位制法律教育，则是一种既关注素质教育又重视职业教育的模式。我国法学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定位也有所不同，1949年前定位与日本类似，以培养司法人员为主，解放初期学习前苏联，以培养政府司法公务人员为主，后来又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兼顾培养律师。现在，加入WTO后，又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以为，我国法学教育应定位于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融通，以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为目标。它包括以品德素质放在首位，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专业素质为主干，加强职业训练、加强学科渗透，注重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具体讲，品德素质方面，应培养学生具有忠于祖国、忠于法律、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品德，使其具有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并具备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方面，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特别是准确掌握法律术语，正确把握法律命题的能力；法律评论和创新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精通国内法律，了解外国法律与国际法；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适应环境与工作的能力等。在通才教育方面，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外语、计算机、大学语文水平和能力，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知识，使其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掌握工具性的技能，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历史问题。因此，要了解和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必先了解和解决诸多法律以‘外’的其它问题”。〔5〕（P6）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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