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意义上，我们实有夸大历史实际作用之虞。前不久，艾莫斯（Ames）教授曾撰有一篇精湛博学之文，阐明普通法象某些其他规则一样，并不承认在诉讼中得以书面要式契约（specialties）为据对欺诈行为进行辩护，而进行此一辩护的个人性格之道德力量，似当源于其衡平法历史。但是，如前所述，如果所有的契约均为要式契约，那么，妨碍达成契约的契约形式上的瑕疵与遭受误解的动机之间的差别，就不止是历史性的，毋宁乃理论意义上的。凡此动机，很显然，任何我们得称为理性的体制都不会理会的，除非其旨在对抗这些动机的利害关系人。此并非仅仅限于要式契约，实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艾莫斯先生会不同意我所申说者。

　　不过，吾人如对契约法作一番考察，将会发现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债务（debt）、专项契约（covenant）和特项契约（assumpsit）之间的区别，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而约因学说/对价原则（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亦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对于法律规定的、作为准契约、而不论其为何种交易之以现金给付方式履行的某些债权的分类，也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对于印章的效力，只有历史才能作出解释。——对价不过一介形式而已。它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吗？如果有效，为什么并不要求所有契约均须具有此一形式？一个印章不过是一种形式，正从契约的书面形式和不论有无印章，但都必须进行对价的契约实践中逐渐消失。——为何要容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别影响今日生意人的权利与义务呢？

　　濡笔写下这段文字之时，不禁想到传统不仅使理性的政策无效，而且在其一开始即被误解，并被赋予较其原有含义更为宽泛之新的含义时，实际上即已使其无效的那种方式的一个极好例证。一项传统的英国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书面契约的实质性变更，得应避免对其不利的后果。此一原则与法律发展的一般趋势恰相捍格。我们不会对陪审团说，某人就某事说谎，即可由此推定其于诸事皆谎。即便某人确乎试图进行欺诈，但也似乎并无充足理由阻止其证明事实真相。通常，诸如以人性为据而提出的异议，只会加重证据的分量，并不决定证据的有效与否。而且，这一规则与欺诈无关，也不局限于证据。你不仅不能使用该契约，而且该契约本身益且无效。此意谓何？一个书面契约的存在取决于邀约与承诺双方经由书面形式已然交换了各自的意思表示，而非凡此意思表示之持续存在这一事实。但是，在涉关债券之约据时，其原有的涵义是不同的。其时，契约与羊皮纸是分不开的。因为被告的契约，即其已然签字画押确乎具有拘束力者，不可能以曾经拘束过他的形式再现，因此，倘如一个陌生人销毁了羊皮纸，或者，扯掉印章或涂改契约内容，那么，债权人即便无过错，也无以获得债权。大约一百年前，一如其之对于法律的弊害时加省思，凯尼恩勋爵 （Lord Kenyon） 即已对此传统进行了理性分析，但却未能理解它，而说他看不出有任何理据说明为何于此债券之约据得为拘束力者，而于彼契约却无拘束力。虽然他的判决所关注的乃是一纸承诺文书，而正是在此处，普通法视契约与写下该契约的字纸不可分割，因而其之判决恰巧不错。但是，该判决的推理却具有普适的意义，不久即推展于其他书面契约，而各种旨在说明此一扩张的规则之荒诞不实的政策根据亦应运而生。

　　本人确信，无人会因我放言批评法律而认为在下对法律出言不逊大不敬。我将法律，尤其是吾人之法律体系，尊崇为人类心智最为超卓伟大之产物。无人比我更为清楚，无数伟大的心智为其增益、完善而殚精竭虑，然而，即便是其中最为伟大者，与博大卓然之全部人类法律存在本身相比，亦属微不足道。究极而言，人们之所以尊崇法律，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但它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梦，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即便对于自己所敬畏之物事，人们亦可批评。法律是我生命所奉献之志业，如果本人未曾践履愚所当肩负之完善法律之命，而且，当我已然感知到在我看来其之未来理想状态时，却又犹疑不决，没有将其明谕于人并竭诚促其前进，那么，愚对其诚敬与奉献之心却并未减损丝毫。

　　或许，对于揭示历史研究在睿智的法律研究中所必然具有的作用——正如其刻下之状况，吾言已足。在本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教学中，可以说，情形尚称人意。本院比格洛（Bigelow）先生、剑桥的艾莫斯（Ames）先生和塞耶（Thayer）先生，均作出了人们不会忘怀的重要贡献。而在英国，弗尼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和梅特兰先生（Maitland）近年来对于早期英国法的研究，赋予该课题以几乎令人着迷的魅力。吾人必须对怀古主义所隐藏的危险心怀怵惕，而且必须牢记，对于吾人之目的而言，对于历史之深怀兴味，原旨在接引历史之光以烛照当下现实。对于历史在解释“主义”（dogma）中的作用将会微乎其微的那个时刻的到来，余翘首以待。我们不应去进行什么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研究，相反，应将精力用来探究应予追求之目的与如此追求之理由。作为迈向这一理想的一个步骤，在我看来，每一法律从业者都应努力懂得经济学。目前，政治经济学各学派与法律的分离状况，鄙意以为，恰恰证明了还有多少进步有待于哲学研究去奋取。的确，就刻下的政治经济学而言，再一次地，我们碰到了更多的历史问题，但是，正是在此，我们被要求去考量和衡估立法的目的、其实现的手段和成本。吾人懂得，保全大体，必舍弃枝节；吾人还蒙训示，失之东隅，必收之桑榆；而且，吾人还明白，吾人之所行，即吾人之所择。

　　还有一项研究，时常为实务家们所诟病，然而我却欲赞一辞，尽管我亦知多少杂碎污秽假其名而行之。吾意即指被称之为法理学之研究。在我看来，法理学即法律中之最具概括而一般状态之部分（law in its most generalized part）。虽然英语中所使用的法理学这一名称乃在指称最为普遍的规则和最为基本的范畴，然而，每一从一起案例中归纳出一条规则的努力，亦即法理学之努力。一个伟大的法律从业者的标志，即在于他懂得应用最为普遍的规则。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伏蒙特州的一名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一位农人向他状告有人打破了他的奶桶。该法官沉思有顷，然后说道，经查考立法，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奶桶的规定，遂判被告胜诉。同样的心态，在我们所有的法案汇编和教科书中亦均表露无遗。对于契约法或侵权法中基本规则的应用，局限于有关以铁路公司或电报公司为题的问题中，或者，在有关诸如航运法或衡平法等传统法律分科的众多论著中加以讨论，或者，汇集于任何被认为对于类如商法（Mercantile Law）这样的实践性心灵似乎颇具吸引力的标题下。既在法律领域起居，则必得要成为法律之行家里手，而成为法律之行家里手则意味着必得看穿各路喧嚣，撇开诸种枝蔓，而廓然憬悟于预言（prophecy）之真正基础所在。职是之故，对于你所使用的法律、权利、义务、恶意、故意、过失、所有权和占有等等术语，究竟所指谓何，须有明晰确切之界定。就我记忆所及的案例来看，诸最高层级的法院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似乎多无清晰的理念，因而举措失当。其之重要，我已言明。倘求进而伸论，则不妨阅读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刑法》有关财物占有问题之附录，再进而阅读波洛克和莱特（Wright）启人思绪之著述。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并非唯一之作者，其试图分析法的理念，而此试图却着力于追索一切制度之本质，而非对于其中一项作出精审的剖析，以致进退失据，昭昭昏昏。奥斯丁病在对于英国法所知甚少。然而，追步奥斯丁及其前驱之霍布斯与边沁，其杰出之后继者霍兰（Holland）与波洛克，依然有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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