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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姆斯、布兰戴斯、卡多佐和汉德这四位大法官，或许还有马歇尔大法官，历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伟大执法者。他们的执法实践与法律理念，构成了美利坚法律智慧与人文传统的重要方面。1997年，适逢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奥利弗·W.霍姆斯大法官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百年。——这部著作不是别的，就是著名的“法律之道”（The　Path of the Law）。（注：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in10　Harvard Law Review（1897）8，at457-78.中译本由许章润译载《环球法律评论》（北京）2　001年秋季号，第322-332页。以下凡引自该文，均只注明作者、篇名和页码。）是年1月　24和25日两天，获“理查德·S.莱维特讲座资金”（the RichardS.Levitt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的资助，一干“法律从业者”们聚首美国衣阿华大学法学　院，以“20世纪的‘法律之道’”为幡，对于这篇著名的论文，当然实际上是对霍氏的　全部法律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后主持者编辑出版了这部论文集《“法律之道”及其影响——O.W.霍姆斯的精神遗产》，（注：Steven J.Burton（ed.），The Path of the Law and Its Influence ：The Legac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J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借用国人的套语，也可以说是“共襄大事，欹欤盛哉”！

　　一　声东击西　士志于道

　　全书收文14篇，作者中不乏法学名人。例如，开篇即为当年的批判法学骁将罗伯特·高顿（Robert W.Gordon）教授的宏文：“以法律为业：霍姆斯与法律从业者之道”（law 　asavocation：Holmes and the Lawyer‘s Path）。六七十年代搅动一池涟漪的那一拨横议之士，中年之后大都步入“中产阶级”，雄心万丈的叛逆早已在岁月的无情磨洗中春去无痕，代之而起的每每多为一股怀旧情绪，恋往心态。高氏似乎不能自外，喧嚣之后是惆怅，而对“传统”油然生出兴味来，由是成为一位有名的霍姆斯法律思想研究者。1992年，编刊《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的精神遗产》文集，（注：Robert W.Gordon　（ed.），The Legac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学术品位甚高，多获学界佳评。而以《宪法信仰》（注：Sanford Levinson，Constitutional Faith，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一书名世的桑福特·李文森，也奉献了一篇“艾默生与霍姆斯：安详的怀疑论者”（Emersonand　Holmes：Serene Skeptics），从两人对于人性的预设和预期入手，纠缠于有关法律的人类形象，探索法律品格的实然与应然。其他各篇论文点窜月旦，声东击西，也都各有读头，不妨列一个中文单子如下：

　　戴维·鲁班：《坏人与好律师》（David Luban，Bad Man and the Good Lawyer）

　　马萨·C.努斯本：《为何实践需要伦理学说：特殊主义、原则与恶行》（MarthaC.Nussbaum：Why Practice Needs Ethical Theory：Particularism，Principle，and Bad Behavior）

　　丹·M.卡萨：《理论、反理论和规范：对于努斯本论文的评议》（Dan M.Kahan：Theories Anti-Theories，and Norms：Comment on Nussbaum）

　　斯哥特·布鲁尔：《超越霍姆斯达臻逻辑形式的法学的路径》（Scott Brewer：Traverling Holmes‘s Path towards Jurisprudence of Logical Form）

　　托马斯·格雷：《霍姆斯论法律的逻辑》（Thomas C.Grey ：Holmes on the Logic of the Law）

　　斯蒂芬·佩里：《霍姆斯与哈特：法学理论中的“坏人”》（Stephen R.Perry：Holmes 　versus Hart：The Bad Man inLegal Theory）

　　斯哥特·J.夏皮诺：《“坏人”与内在视角》（ScottJ.Shapiro：The Bad Man and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

　　凯瑟琳·P.韦尔斯：《霍姆斯与威廉·詹姆斯：“坏人”与道德生活“》（Catharine　Peirce Wells：Oliver Wendrll Holmes，Jr.，and William James：The Bad Man andt he　Moral Life）

　　克莱顿·P.吉利特：《依赖于法律的法律之道》（Clayton P.Gillette：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Law）

　　吉连·哈德弗尔德：《变革法律之道》（GillianK. Hadfield：Changing the Path of　the Law）

　　布莱恩·莱特：《霍姆斯、经济学和古典现实主义》（Brian Leiter：Holmes，Economics and Classical Realism）

　　乔黛·S.克鲁斯：《对于Brian Leiter的“霍姆斯、经济学和古典现实主义”的评议　》（JodyS.Kraus：Comment on Brian Leiter‘s“Holmes，Economics，and Classical Realism”）

　　文集编者，也是会议的召集人，衣阿华大学的斯蒂温·伯顿教授在文集“导言”结尾处宣称，没有任何一位美国人的法律思想比霍姆斯大法官更为深邃而广博，也更有影响力。上列作者各挥椽笔，铺陈宏论，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在“法律之道”上踯躅前行，在他看来，或只需满足于求知问学的“没事偷着乐”（fun），或听命于霍氏的精神感召，而士志于道，亦正是高顿教授所说的，不外乎“以法律为业”。（注：Steven J.Burton（ed.），The Path of the Law and Its Influence：The Legac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J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第6页。

　　二　毁灭者与创造者

　　那么，是什么使得这篇论文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让百年之后的人们还念念不忘，几乎拿出中世“解经”（exposition）的气力来，累月经年，咬文嚼字，或鱼鱼雅雅，或拍　案相向呢？上述高顿教授的论文中有两节，标题分别是“作为毁灭者的霍姆斯”和“作为创建者的霍姆斯”，可以解答，或许，也正是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

　　先说“作为毁灭者的霍姆斯”。在高顿教授看来，经由将法律之为一业的非道德化（de-moralizing），从而将其非神秘化（demystify），亦即“除魅”，霍姆斯拿着一把现代的扫帚，权当彩练横空舞，将普通法传统大屋中的陈腐货色（cobwebs），或鞭或挞，清扫净尽。说来够邪乎，当然也很坦率而恰恰自然，在霍姆斯眼中，法律并非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物事，毋宁乃一项众所周知的著名职业；这一职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其中的律师业而言，不过是“你付钱，我办事”，一个通常只讲输赢，不论是非的营生。经由提供法律咨议，根据法律作出案件将会如何发展的预测，法律从业者在恪尽自己的职业义务的同时，便也就是在奉守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了。至于其他的种种，正像“镀金高脚酒杯和海煤炉火”之于“预测”结果的无关宏旨，其于法律职业亦属“纷乱杂陈的枝蔓”而已。（注：霍姆斯：《法律之道》，第322页。）也就因此，法律不是逻辑，不是如同数学般精确的什么科学，相反，它不过是一堆传统与历史罢了；而就具体的从业者的日常操作来看，不管他是律师还是法官，说它是一种“经验”，一种在职业生涯中慢慢领悟、习得的将人间事情办成办妥的处理生活难题的实际经验，乃最为确当，也最为实际、实惠而便于实行。说到底，法律的智慧是一种实用理性，料理、规范人事而服务、造福人世，讲究一个将事情办成办妥的事功追求。而作为法律从业者的律师不是别的，乃是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追求营利的职业与利益共同体。高顿教授指出，从霍姆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律师是法庭活动的中立的预测者、政策的分析者和功利主义的社会工程师（utilitarian social engineer）。（注：Robert W.Gordon， Law as a Vocation：Holmes and the Lawyer‘s Path， inStevenJ.Burton（ed.　），The Path of the Law and Its Influence：The 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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