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交纳金钱之不悦后果。但是，在他看来，因做某事而被处罚金与课以一定税金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坏人的看法乃是对于诸法律原则的检验这一点，表现为法庭上人们对于此一既定法律责任究为一种刑罚还是税金这一棘手问题所作的诸多讨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于它在法律上之对错，以及其人究处于强制之下抑或自由状态之判定。撇开刑法不谈，则根据工场条例（mill acts）或议会制定法的授权，动用国家征用土地之权获得一块土地之责任，与无法返还之非法转移财产之责任，二者的差别何在呢？在此两种情形下，占有他人财产的一方，必须根据陪审团的估价，公平偿付，不用多付，此外无他。那么，在法律上指认某一行为为是，另一行为为非，其微言大义何在呢？从已然发生的既定后果，即（当事人）所关注的强制性偿付来看，法律对于导致此一后果的行为是表示赞赏还是谴责，法律之意图究竟旨在禁止抑或准允此一行为，均无关紧要。如果说此事关系重大，依然从那个坏人的视角而言，则必定是因为根据法律，恰恰就在此种情形而非彼种情形下，其行为必须进一步承担某些损失，或者，至少某些进一步的后果。我所能够想到的该行为之仅有的其他不利后果，存在于两个可能即便废除也不会引发太大震荡的法律原则中。一是“实施法律禁止行为之契约乃为非法”；另一是“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人必须负责损害赔偿，则其不得从同伙处获得补偿。”此即我所想到的其他不利后果。君当看出，在此，义务这一概念的含混模糊是如何一朝廓清的，而与此同时，一旦我们用审慎怀疑的态度对待这一概念，除去我们的研究客体即法的运作之外的其他一切，义务这一概念又是如何更臻精确的。

　　没有什么比契约法领域法律与道德理念间之更为纠缠不清的了。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再一次地，此处所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深植于超出我们所能归属与解释的神秘意义中。在普通法中，履行契约的义务意味着如果你失于履约，则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预测，除此无它。如果你实施侵权行为，则负有给付一定赔偿金之责。如果你订立了一个契约，那么，除非兑现承诺——所有的差别尽在于兑现承诺与否——否则，得负有给付一定赔偿金之责。但是，此种看待问题的模式，却使得那些认为尽其所能地将伦理因素引入法律实乃多多益善的人们，感到厌恶不堪。不过，柯克勋爵（Lord Coke）所为甚当，在此，一如在其他诸多情形下，在下于此公均追慕有加。在Bromage v. Genning 一案中，[1]有人向王座法庭（King‘s Bench）诉请颁布一纸禁令，以阻止发生于威尔士与英格兰边界地区，有关准允一件租赁契约的讼案。柯克说，因为定约者试图在丧失赔偿金与出租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颁发禁令必与其本意相违。支持原告的哈瑞斯律师（Sergeant Harris）坦承，其之所为，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这份禁令最终还是获得了颁发。此事牵涉甚广，超出了吾人此刻的讨论范围，但它表明了在下从一开始即是从普通法角度冒昧陈词的，虽然哈瑞曼（Harriman）先生论述契约的精粹小册子，如不才愚忖，却误导向一个不同的结论。

　　到现在为止，我所谈的只是普通法，因为在通常意义上，存在着许多情形，从中可以发现民事责任乃为一种强加的义务之逻辑合理性。下列这些情形相对较少，即由衡平法院签发一纸令状，并经由将被告投诸监狱，或者，除非遵奉法庭命令，否则即予惩罚而强制实施此命令。但是，我并不认为由此特例中之形成一般性学理得为明智，而且，较诸使用那些不当之辞来描述我们有关一般系由法律所加之责任的预言，我想，不再为有关基本权利与制裁问题而自相烦恼，要好得多。

　　我曾提到恶意、故意和过失，作为法律引用道德内涵之语词例证。即以恶意在法律——我们法律从业者所谓之侵权法——上对于过错的民事责任的状述为例，它在法律上所表明的乃是与在道德中不一样的意味，并揭示了其差别是如何经由在同一名称下彼此赋予几乎没有或毫无关联之因素而模糊不彰的。三百年前，一位牧师在布道中根据福克斯（Fox）的《殉道者书》（Book of Martyrs）敷陈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助纣为虐、折磨一名圣徒的男子，后来承受着内心忏悔的折磨而死去。恰巧，福克斯先生错了。那人还活着，并恰恰听到了这次布道，遂将该牧师告上法庭。首席大法官雷伊（Wray）向陪审团解释说，因为故事的讲述并无恶意，因而被告得不负责任。这里，他是在道德意义上指称恶意的，谓其乃为一种不良、有害的动机。但是，今日无人会怀疑，即便一名男子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良、有害的动机，却亦得对其虚假陈述所明显引致之实际损害负责。在说明此一讼案时，吾人依然得认为被告的行为是恶意的；不过，以愚之见，至少，恶意一词与动机无涉，亦与被告对于今后事情将会如何的态度无关，毋宁只是意味着在已知的情形下，其行为的发展很显然地将会对原告造成现实的危害。[2]

　　在契约法中，正如我已部分、并且仅仅是部分提及的，道德术语的使用亦已导致了同样的混乱。道德调整个体心灵实际之内在状况，其实际上所欲何为。从罗马时代以迄于今，此一进路影响到诸如契约法这样的法律的用语，而法律所使用的用语更进而影响到法律思想。我们说一份契约乃是签约各方意思之合一，因而，在许多案件中，可以推断，因为签约各方并未达成合意，就是说，因为他们各有所指，或者，一方并不知道另一方已然同意，从而也就无契约可言。不过，契约所指向者并非签约双方心之所欲，一方亦且不知另一方究竟意欲何为，但却可能为此契约所约束之事，亦是肯定存在的。假如有一份契约，形式要件适当，内容关乎举行一次讲座，但却没有提到时间，现在要依此履约。一方当事人认为此承诺得被视作应于一周内立即履行，另一方则认为它意味着应在其已然准备停当之时。法院则说它表示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契约双方均得受法庭所解释之契约约束，但却无一方说明法庭所宣布者即其所陈述者。依愚之见，只有当人们已然懂得一切契约均为要式契约，而契约的成立并不取决于双方之一致合意，毋宁乃两套外部符号之合意时——不是双方已然意味着同样的事，而是他们已经说过了同样的事，人们才能理解真正的契约原理，也才能明智通达地讨论某些基本问题。尤有甚者，外部符号可以通过此种或彼种方式来表达——诉诸视觉或听觉，其性质则取决于契约定订之时间。如果外部符号是具体有形的，例如，一封信，则契约定订时间为表示承诺之回信发出之时。如果契约以各方之合意为必需，那么，只有在确认其已然承诺时，契约才能成立——因此，如若第三人从承诺者手上夺走此承诺，则无契约之可言。

　　此刻无庸将一种理论阐释得至精至详，亦非解答由这些流俗之见所引发之诸多甚为显明的疑惑与问题之时。愚虽知其中各项并非不易回答，但此刻窃所尽力者，不过是经由点点滴滴的提示，向通往法学理论之窄径上投射一缕光芒，并指出依愚之见，实乃潜埋于侧、危乎殆哉的两大隐患。其中之一在下已言之再再。窃愿吾之阐说，于思辩和实践两面，均已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之危险、法律语言于吾人道路彼侧所设置之陷阱揭示无误。在我而言，我常常怀疑，如若表述道德意味的每一语词可得从法律中消除尽净，而采行曲尽法律理念、未经任何法外之物渲染之其他语词，是否不能算作胜算。虽则，我们会丧失大量的古老历史记忆，和与道德相连的庄严与崇高，但是，经由扫除吾人之紊思赘绪，将吾人思想清理有致，则吾人收获必丰。

　　关于法律的阈限，就谈到此。接下来我想考论的是什么力量决定着法律的内容与法律的成长。你可能会象霍布斯（Hobbes）、边沁（Bentham）和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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