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里，都是以家庭为模式讨论国家问题的，洛克（参见《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休谟（在君主制下，“国王安居于他的臣民之中，像父亲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一样”，《谈公民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9页）亦然。据语源学考证，希腊文中的“王”一词源于梵文中的“家长”一词（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页，注2）。美国人则称华盛顿等人为“国父” （FoundingFathers）。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是认为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美国总统的职责也应发生变化。他把总统理解为美国的“管家”，而不能“无为而治”。显然，这个 “管家”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即家庭（参见Alfred H. Kelly ， Winfred　A.Harbison and Herman Belz，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Origins and Development，6th ed.，W. W. Norton ＆ Company，Inc.，1983，p.421）。

　　〔4〕例如李仁玉、 刘凯湘合著的《契约观念与制度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便阐述了有关的观点。

　　〔5〕例如， 马克思和许多思想家都论证过摆脱了封建约束的独立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条件（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Freedom，Avon Books，1965，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 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普遍契约化，以至社会契约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 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 “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 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 526）。因此，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 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 ）描述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25〕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6〕这里的因果关系很难分清。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在此不能也无法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对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契约意识的形成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27〕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关于具体的事实可能有争议， 这里的引证并不试图确认事实，而仅仅是旁证。

　　〔28〕由嵘等：《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208页。

　　〔29〕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09页。

　　〔30〕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10页。

　　〔31〕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142页； 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页。

　　〔33〕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An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Random House，1970.应当指出，福柯分析的只是后来形成学科的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而从契约发展到社会契约的学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因此福柯的分析在此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我看来，福柯著作展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霍布斯用运动力学来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也是这种迷恋类似的体现。福柯著作中讨论的是那些最后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异中求同，而从契约类比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以及霍布斯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力学解释只是没有最终形成独立学科的异中求同。

　　〔34〕对此，当代学者在法理学上是有争议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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