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数量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与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正之风催生了个别人的职务犯罪行为，而职务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严惩，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更多的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尤其是对送礼金问题、对一些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问题、对一些领导干部生活奢华、吃喝玩乐问题，未加以高度关注并依法评判，使得党政干部中的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纠正，其影响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正之风必然会带坏社会风气，一些干部在不良风气的长久污染下，丧失了是非鉴别力，不但不抵制，还认为是时尚。一些干部就是从小节问题开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最终变成严重的腐败分子，走上了职务犯罪的道路。不正之风之所以盛行，与中央许多早已制定的规定、制度得不到落实有关。因此，要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着力提高同各种违反规定、制度的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通过制度约之以典章，规之以法纪，真正做到违纪必查，违法必究。将职务犯罪消弭于萌芽状态。

    （二）职务犯罪产生的经济环境

    职务犯罪是政治问题，但它的主要根系却植于经济生活之中，它的产生与经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经济结构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建设规模小、发展目标单一等，确曾取得过相当的成功，也十分有效地防治了职务犯罪，使我国建国以来很长时期没有出现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现象。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的、指令性的。直接的管理，不但遏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存在着职务犯罪的潜在土壤。像50年代初期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职务犯罪案件就是典型。只不过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不怎么繁荣，经济生活的可见度比较高，职务犯罪不那么猖獗罢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摆脱“左” 的干扰，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使职务犯罪的产生有了更多的机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干部队伍的腐蚀是不言而喻的。外资经济对职务犯罪产生所发生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亨廷敦说：“在一个外商无所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我国虽然不是、也不会是外商“无所不在”，但其影响不可忽视。

    2、经济体制转轨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

    亨廷敦分析说：“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过渡过程中，或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职务犯罪现象呈多发状态。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剧烈变化，职务犯罪现象也随之滋生蔓延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旧体制处于转轨时期，新的体制尚未确立，旧的体制中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干预和管制仍在发挥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在商品经济开始趋于活跃，而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严密规范的时候，权力和金钱的交易等腐败行为最容易滋长蔓延。” 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时期，确实存在腐败的危险，即存在腐败的土壤、温床和空隙。

    3、物质利益驱动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

    物质利益是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因素之一。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的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因为没有物质生活资料，人类就无法生存，更说不上进行哲学、文学、艺术之类的精神创造活动了。因此，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 虽然要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但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约束和规范是不起作用的。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个人“需要” 恶性膨胀，往往铤而走险，犹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储藏保持以来，贪金的念头就产生了。”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会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这种物质利益的驱动，在社会处于变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的时候更为明显，“在那些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团利益或是宗族利益占优势的社会里，腐化最盛行。”

    （三）职务犯罪产生的文化环境

    文化深刻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任何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职务犯罪的产生，不但受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

    1、传统文化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

    世界各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时代的文化又是各自传统文化的沉积，沉积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不逊于任何民族的创造力，对于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繁荣与昌盛，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事实确实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如中华一体、整体为上。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见利思义等思想，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也使我们这个文明国度保存下许多今天看来非常消极的传统文化。那种高度集权、家长制、一言堂、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文化特点和“清官政治”、“等级区分”、“父母官为民作主” 等封建传统意识，以及为富不仁等剥削阶级思想，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封建特权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至今仍然腐蚀着我们的政权，已经揭露出来的大案要案，无一不与特权密切相关。

    2、剥削阶级文化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

    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封建专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部分，如独立人格、平等观念、民主法制、契约精神等，无疑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私有制决定了剥削阶级文化的腐朽和没落。惟利是图、见利忘义、自我中心、金钱至上等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消极的影响，成为滋生职务犯罪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土壤。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剥削阶级文化对我国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有来自人类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的新观念，如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民主法制观念等对我国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乘虚而人，成为职务犯罪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诱因。特别是剥削阶级文化的消极部分与封建文化的消极部分结合，对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我国社会产生着极其恶劣的影响，那种“见死不救的人情冷漠、人心死亡症，惟利是图、巧取豪夺的贪婪症，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的良知泯灭症，知识贬值、精神无用的文化贫血症，急功近利、贪图现世的短视症，斗富炫奢、一掷千金的浅薄症……种种精神瘟疫，正弥漫于我们的社会，成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弘扬人文精神传统的严重障碍。”

    3、非文化现象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

    非文化现象，或曰“反文化现象”，如黑（黑社会）、黄（色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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