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必须符合民情，不可能依赖移植而完成，它最终还要回归到这个民族的文明传统上来。当然，这样的法理学很难由目前学科体制下来完成，它首先要求我们要打破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专业化的现代学科体制，而采取古典的追求整全的知识立场，把对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考纳入到对法律的思考之中，立法者的法理学正是要承担起这样的任务。然而，更重要的是，立法者的法理学所追求的政治使命也无法由法学院目前通过简单的职业教育所训练出来的法律人阶层来承担，而只能由深厚的公民教育和严格的职业训练中培育出来的政治家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法律人阶层试图承担起完善民族国家、构思文明国家的政治使命，那么，我们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也必须摆脱目前以市场利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而要把培养法律人政治家（lawyer-stateman）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49]

　　注释：

　　[1]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相关的讨论，参见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

　　[3]参见苏力《这里没有不动产》，“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会议论文（深圳，2004）。

　　[4]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区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一种是基于对马恩经典著作的学理研究而得出的法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本身是开放的，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不同的学理研究；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尤其是在前苏联维辛斯基的权威理解，这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往往是不容讨论和辩驳的官方意识形态教条。

　　[5]苏力指出，“法律的阶级性”这个“法律本质”问题是被法理学界遗忘的，而不是在理论上被反驳战胜的，为此他要在理论上摧毁“法律本质”问题，认为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可以说，苏力在理论上清理了十年前的法理学界战场。参见苏力《法律的本质：一个神话的解构》，该文曾在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讨论过，《法学》，1998年第1期。

　　[6]梁治平可以说是法律文化研究的首创者，但他是在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套文化解释的方法论，从而与流行的法律文化研究的区别开来。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7]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赵汀阳、贺兆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8]在宽泛的意义上，“法律文化论”也可以看作是“法律现代化论”的一部分。在法律文化研究中，迈向现代法律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只不过它特别关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法律观念的重要意义。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9]参见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1]关于法律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参见朱景文主编《法律和全球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

　　[12]张文显：《论立法中的法律移植》，《法学》，1996年第1期。

　　[13]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4]安??赛德曼、罗伯特??B??赛德曼：《评深圳移植香港法律的建议》，赵庆培译，《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3-4期合刊。

　　[15]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关于法律共同体的相关文献，亦可参见张文显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

　　[16]参见胡夏冰《司法权：性质与构成的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17]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

　　[18]关于法学家作为法律人与作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关联，参见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型》，《读书》，1998年第1期；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

　　[19]关于法学思想从意识形态法学到注释法学的演进，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法律出版社，2004）。

　　[20]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21]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2]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23]关于程序正义论对于建构整个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意义，参见陈瑞华《走向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24]参见凯尔森《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25]关于法律主权的论述，参见戈登《控制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

　　[26]从宪法的角度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解读，参见强世功《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解读》，《宪法与公民》，“思想与社会”，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7]安德森：《想象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29]《韦伯著作集》，第一卷，“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97-181.

　　[30]在理论上调和自由主义与强国家之间悖论，参见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构建》，《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公共论丛”第七辑，三联书店，2003年。

　　[31]这种方法集中体现在波斯纳的一系列著作中，苏力不仅把波斯纳的著述系统地引进了中国，而且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具体研究来示范这种理论方法的运用。

　　[32]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3]关于苏力提出“本土资源”概念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构成的张力，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九章。

　　[34]这种权利主义法哲学思考的逐步升华清晰地体现在夏勇对权利问题的研究上。他的博士论文《人权概念的起源》集中在对西方人权概念的梳理上，试图发展出一套普适主义的权利法哲学，后来他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强调了中国本土的权利保护状况，尽管其目的是要发展出一套关于权利发展演化的一般社会学理论。而新近的《哈哈镜前的端详：哲学权利与本土主义》（《读书》，2002年第6期）一文则代表了他对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现代化理论的深入反思，从而主张作为“坚持本土场景里的权利主体”来思考中国的法制建设。

　　[35]关于“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影响，参见甘阳《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书城》，2004年，第2期。

　　[36]关于对“法律制定者”与“立法者”的区分，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3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第1页。

　　[38]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宪法所作的政治解释中，相关的讨论参见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强世功《谁来解释宪法》，《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39] C. J.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57； Maurizio Viroli，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0]《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93页。

　　[41]关于“压缩的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制建设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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