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aron Barak，‘A Judge on Judging：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a Democracy’，Harvard Law ReviewVol.116：16 2002.

　　[lvi] 波斯纳著：《美国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2002年中文版，第17页。

　　[lvii] 单引号之内的话见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10 Harvard Law Review 457，467（1987）。双引号之内的话见波斯纳著：《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27页。

　　[lviii] 在机械论那里，逻辑推理是导出法律答案的惟一手段，而在寻求法律答案时，实际上只考虑手段而无视目的。正如，卡多佐所描述的：“不同时代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认可这种需求，即法律要使自身服从一个目的，毋宁说，是由于这一目的的性质，法律需要服从它。曾经有这样一些时期，齐一性、甚至僵滞，即排除个人性的因素，被感受为最高的需求。由于某种悖论，为这一目的的最好服务是不考虑目的而仅仅考虑手段。逐渐地，对一种更为灵活的体制的需求会自我表现出来。”见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2页。

　　[lix] 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页。

　　[lx] 林立著：《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lxi] 波斯纳著：《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脚注14.

　　[lxii] 波斯纳著：《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lxiii] 详见Juha Raitio，‘The 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in EC Law’，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p.388-389.

　　[lxiv] 波斯纳著：《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lxv] 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页。

　　[lxvi]  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9～80页。

　　[lxvii] 卡多佐指出：“除非有某些足够的理由（通常是某些历史、习惯、政策或正义的考虑因素），我并不打算通过引入不一致、无关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糟蹋法律结构的对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由，那么我就必须符合逻辑，就如同我必须不偏不倚一样，并且要以逻辑这一类东西作为基础。人们不能在这一对诉讼人之间以这种方式决定案件，而在另一类似案件的另一对诉讼人之间又以相反的方式作出决定。‘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性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W.G.Miller， The Data of Jurisprudence，p.225.）如果两个案件都一样，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感情的力量。因此，如果要想让诉讼当事人确信法院司法活动是公平的，那么坚持先例必须是一个规则而不是一个例外。……无疑，这种感情大大地得到强化，完全是由于人们在智识上强烈地爱好司法的逻辑性，爱好形式与实质的对称。这种爱好是一种理想，对构成法律家阶层的那些职业专家一直有某种程度的吸引力。”“如果机会和偏好应当排除，如果人间事务应当受到高贵且公正的一致性的支配（这是法律观念的精髓），那么，在缺乏其他检验标准时，哲学方法就仍然必须是法院的推理工具。”“说到底，并且就其潜在动机来看，它们都是同样方法的某些阶段。启发它们的都是同样的对于一贯性、确定性、计划和结构的统一性的渴望。它们都扎根于心灵对一个更大、更具包容性的统一体的不断追求，就是在这个统一体中，各种分歧将得以调和，而各种反常都将消失。”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19页，第29页。

　　[lxviii] 波斯纳著：《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lxix] 卡多佐曾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就我所在的法院受理的案件而言，我认为，其中的大多数，由于理由相似，只可能有一种处理方法。”评论者认为，“此话千真万确，至少符合他那个时代的情况。卡多佐审理的案件中，相当多的案件对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并无实际争议。其决定因素是法官对事实的认识或对某一书证的解释。”卡多佐从未明确谈到疑难案件是否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该问题后来才成为法理学的热点问题），但他暗示了答案，即如果生活和经验可以帮助提供答案，那么一个法官可以给一个难题想出一个好的答案，而同时又承认另一位法官也可以合理地得出不同的结论。A.L.考夫曼著：《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3页，第220页。

　　[lxx] 依德沃金的看法，疑难案件是指“在法规典籍中，没有清晰的法规加以确凿决断到的案子”。林立著：《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lxxi] Hercules乃是希腊神话人物。

　　[lxxii]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lxxiii] 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波斯纳法官接着说：“这一建议看起来也许相当平淡，但它既不同于正统法律有关法官工作的看法，也不同于各种自然法进路，它以恭顺的、讲究事实的、充满政策意味的、工具主义的‘合乎清理’概念替代法律上和政治上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孔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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