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修正案完成的，但是，根据我国的修宪实践，宪法修改后的内容并不单列于宪法正文后，而仍然是对宪法正文的修改，如宪法第15条修正案的内容为： “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修改为……“，但1982年宪法第八条第一款的内容是：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因此，这里所谓的”宪法第八条第一款“的内容实际是经过宪法第6条修正案对原1982年宪法第八条第一款修改后的内容，可见，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技术是并不将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内容单列于宪法修正案中，而是直接替换掉被修改的原宪法条文。所以，即使经过2004年的宪法修改，财产权条款的位置仍没有发生改变。）这种宪法规范安排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认为，所有权与所有制有着紧密的关系。所有制是一定社会的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归谁支配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构成该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所有权是由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7] （P134）所有制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社会物质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而所有权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意志关系，属于上层建筑。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发生变化，必然会或晚或早地反映到所有权制度中，使其发生变化。[8]（P245）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在于他对财产的产生方式的认识。历史上，对财产的产生方式有最大影响的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说，洛克认为，财产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产生，人也因为他自己的劳动注入财产而取得对财产的所有权。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洛克的学说，他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9]（P24）因为生产的前提需要人与物的结合，人与物的结合的过程就是人对物的占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2]（P29）但是，洛克只注意到了劳动对财产生成的作用，却没有注意到劳动必须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最终产生财产。由此，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0]（P5）通过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取得方式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劳动者虽然付出劳动，但是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所有权，相反，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没有进行劳动，但却享有对最终产品的所有权。而决定这一切的就是谁享有对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此，出现了有悖于洛克的劳动财产说的现象：劳动不再是所有权的基础，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支配所有权。这多少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是，马克思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得出，这种可以支配所有权的”所有“，不是一般的某个人的所有，而是一群人普遍地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它实际上反映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从而也体现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围绕生产资料所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决定了生产的结果，也决定了生产的性质，这种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所有制。由此，马克思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关系描述一番。“[1 1]（P180）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从所有制的主体，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单个的私人还是作为群体的共同体，可以将所有制分为私有制和公有制。根据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将私有制分为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小私有制。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共同体是否同时占有生活资料，又将公有制分为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马克思认为，由于财产主要通过生产而来，即使是作为生产的前提的生产资料也是这样，但是，由于在某一特定阶段，生产资料处于生产的上游，因此就表现出决定作为生产的下游的财产的性质。劳动固然是取得财产的最正当的途径，但是，在私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却通过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这一条件置换成劳动来掩盖自己“不劳而获”取得财产的事实，（注：小私有者除外，因为小私有者是以自己的劳动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来获取财产的，所以，马克思将小私有制之外的私有制形式成为“带有剥削性质的私有制”。）因此，当资本家声称自己是通过劳动来获得财产时，马克思给与了无情的讽刺：“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12]（P6） 这样，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参与到财产的分配中时，决定财产的所有权的就不是劳动而是所有制了。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在奴隶社会，奴隶本身就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为奴隶主所有，因此，马克思说，“第三种可能的形式，就是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生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土地，还是工具，甚至劳动本身，都不归自己所有。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9]（P501—502）在封建社会，封建主虽然仍然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但是，并不直接占有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本身，而且农民还可以拥有少量的生产工具，于是农民在生产工具、劳动力、生活资料的意义上行使所有权。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的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对于工具、对于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即把这一切都当作非财产发生关系”。[9]（P500）劳动者剩下的唯一财产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可见，除小私有制以外的私有制社会，劳动者对经过其劳动生产的财产的所有权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根本没有所有权。相反，在公有制社会，不管是原始的公有制，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由于生产资料为全社会的人共同所有，全社会的人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来获取财产，因而，劳动者可以对其生产的财产全部所有，这是一种完整的所有权。最终，马克思说，“财产是和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而这些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现出来。”[10]（P412）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是从单纯的法律关系出发来考察所有权的，他认为，法律上的所有权不过是对作为事实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的反映，因此，仅仅看法律上规定了什么样的所有权，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所有权的实质。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离开经济关系论述所有权问题的错误时所提出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13]（P144）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宪法中，将财产权条款紧跟所有制条款后，就不难理解了。
　　3.为什么财产权条款放在“总纲”部分？
　　与西方国家一般将财产权放在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不同，我国从1954年宪法起，财产权条款就一直放在“总纲”部分。我国宪法中的总纲部分主要是用来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因此，将财产权放入“总纲”部分，显然是制宪者将其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的缘故。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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