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也不总是协调一致。笔者以为，我们的亚太安全战略和总的考虑，应当把它们分别视为第一、二、三位的基本需求，其它所有利益及需求均应服从于、服务于这三个需求。

　　二。主要的目标与原则

　　为了满足上述需求，我们在考虑亚太安全构想时，应当提出以下主要目标与原则；这些目标与原则并非中国独创或首创，而是得到许多国家共识、有相当基础的；从总体上看，它们符合我们的基本利益：

　　1.综合安全

　　“综合安全”的概念不仅要明确提出，而且要反复讲，力争落实到行动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生态危机、金融风险、“贸易战”等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中逐渐增大的重要性，它们也确实构成了亚太国家现在相互关系中和本地区稳定问题上最关注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关于“安全新威胁”的论点，充分证明了综合安全概念的价值。近一段时期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日本、韩国等相继出现的金融风暴和货币危机，也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它们对于各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中国这方面有一定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巨大潜力、出口增长能力等），也有潜在的隐患（货币贬值压力、环境污染问题、与一些国家的贸易磨擦等），可以说利害息息相关。把这些问题摆到亚太安全机制的议事日程上，不仅能够减缓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军备控制方面对我的压力，转移部分注意力，而且有助于加深本地区国家“同舟共济”的意识，缓和经济危机；从道理上讲，它也符合全球化时代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安全的传统概念被修正、各国以发展促进和平的进步趋势。中国尽管不是综合安全的理论上的“始作蛹者”，但我们要努力使之成为自己在外交斗争中的一个“拳头产品”。例如，我国政府近一段时期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已经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得到很大上升。依照这种认识，对于诸如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设立安全功能的议论，以及对于未来的总的亚太安全设想，我们不仅用不着紧张，反而要举双手欢迎；当然，前提是要对“安全”的定义重新认真检讨，对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危害进行一个全面评估。回到前面的主题，可以认为，建立综合安全是保证我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注13］

　　2.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是以相互依存思想为基础的，后者告诉世人，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寻求安全不能沿袭旧的“霸权和平”、“赐福式和平”或“强制型和平”的手段及观念，因为在相互依存的时代，由于贫困问题、环境严重退化、难民潮跨国界流动、毒品及走私现象泛滥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种种威胁，各国之间、整个地区内部乃至全球村里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新的联系。在这种新形势下，各国更应当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协商而不是冲突的办法，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与争端。合作安全特别要求以和平方式寻求安全，后者经常是前者题中应有之义。合作安全也不同于传统的集体安全，后者在当代的典型形态是“欧安会”和“北约”，在那里，集体的承诺、有约束力的机制、强制式的执行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所希望的合作安全，绝不拘泥于形式上的东西，更不必然要求所谓的“一体化”，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合作的总的精神下，发展安全事务上的对话与协作。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有说服力的，这不仅是由于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国之一，在国际争端发生时一贯主张通过谈判与对话及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且是因为，近几年中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了表率，例如，在处理与俄罗斯及中亚一些国家的边界分歧时，各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和相互合作的指导思想，成功地就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建立互信措施、解决历史争端达成了协议；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处理南中国海的某些海界岛屿争端上建立的新的谅解，也有同样的性质。所谓合作安全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任何事情不能由一方说了算，不能草率从事，而应当尊重有关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即使一时达不成共识和协议，也要耐心等待、反复商议。这一点也反映出中国外交的一个长期遵循的原则和做法。在考虑亚太安全机制时必须继续坚持它，原因之一是，为了协调我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权争端，或者说，为了统筹协调前面提到的“主权需求”，合作安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

　　3.双边与多边安全并举

　　比较起来，多边安全对中国是一个新事物。中国人以往对双边交往方式比较熟悉，愿意“一对一”地谈判或达成协议；考虑到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美日等国在亚太安全事务方面的关键角色，坚持双边安全原则仍然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形势越来越多要求我们学会应对多边方式，在那里处理、思考和解决更多的问题。事实上，不往中国面临这样的调整，美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和转变。真正对多边机制比较一贯坚持的和熟悉的，主要是一些中小国家，尤其是某些活跃的“中等强国”，如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尽管有时组成“统一战线”，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需要也经常变化，因此，我们不必有太多顾虑，一方面要善于处置新局面，另一方面保持传统双边方式的有效性和必要的主导性。近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尤其在亚太安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本着互谅互信的精神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减少军事兵力集结的重要协议，中国积极参加了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议，参加了最近在联合国召开的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八方会议，中国还参加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倡导的安全对话（所谓第一、二、三轨安全对话）。中国争取的多边安全，应当有两个要点：一是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安全事务，二是防止把多边安全与结盟安全等同。前者的主要好处在于，有助于防止美国一家说了算的局面，有助于避免或缓和“制度化”、“一体化”的压力，因为国家一多，讨论起来就不简单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方法；后者符合亚太地区多样性、差异大的特点，有别于欧洲或非洲的一些安全组织及安排。当然，我们讲多边安全，并不排斥或否认双边对话和协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与俄罗斯等国的双边对话，常常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代表着我对外关系中（包括安全联系）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里把“多边安全”作为一个目标和原则提出来，主要的考虑是，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亚太安全构想的一般原理，就应当争取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和赞同这些设想，而且从发展趋势观察多边的安全对话与安排也是挡不住的。此外，多边安全的口号，同时是与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逻辑相一致的；实践也一再证明，面对很多国际事务和机制，哪怕单纯从维护和发展我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参与不参与的效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人不在会场，别人就可能通过与你不利的决议，或者说许多对你不太友好的话，相反，一旦参与进去并且成为主动积极的角色，会议的气氛和最终可能通过的决议就是另外一种情形。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为了逐步满足前面提到的“责任需求”，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有责任感的世界重要国家的形象，并且考虑到其它多种多样的因素，我们特别有必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中，在保持原有的双边机制和对话的作用的同时，逐步加大加深对于多边安全对话及其可能的机制的参与。

　　三。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中国古代谋略和现代国际交往，都特别重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所谓“有理”，指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总是占住道义和法理这一头，不能见利忘义或背信弃义：“有利”则说明，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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