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充分的事实一再向世人证明，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存在与维护，过去是、现在仍然各种国际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群体和行为者建立自身保障的主要基石。

　　然而，发展趋势亦向人们证明，即便在国际政治范围，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而且越来越不单是民族国家的安全事宜，它要求人们（包括政府官员和普通人）用一种新的视角和观念，审察安全概念和规划安全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综合安全”，指的是既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安全仍然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提供和保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考虑和安排。

　　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不胜枚举，分类的标准也因分类者的兴趣与要求而异。为了紧扣本文的主题，也从叙述的方便出发，笔者把无关宏旨者撇开，将重要的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及其安全利益分作三个层面：

　　第一是个人利益。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各个国家及国际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个人的安全感（如是否经常焦虑、是否受到各种威胁、是否有自身保障等），乃社区、国家、国际社会之安全的最直观和最当下的评价尺度。在当代条件下，对个人权利（包括不同族群）的尊重，对治下百姓福祉的关心，也是国家政府实现本国安全和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前提之一。笔者曾经指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对于强化或削弱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尤其重要。我们看到，所谓‘索马里现象’，是指政府不能运转、社会纲纪混乱、民众失去归位感和忠诚对象、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的国际干涉的情景。美国英国法国之所以能够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禁飞区’，借口主要就是库尔德族人遭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残酷镇压。……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注4］从某种意义上讲，综合安全观念的提出，要求决策者和战略思想家比过去更加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安危，重视各种人的权益的实现与保障，而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国家间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水平上。

　　第二是团体利益。不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各国内部，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英文简称“NGO”，意指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出现，它同样使得传统国际关系学所说的“安全”变得复杂多样。由于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技术工艺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国界的传统作用的下降等原因，人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泛滥等）越来越严重和具有整体性，单一政府的控制和处理能力却绝对或相对地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以专门领域或问题为研究或处置对象的各种NGO，有了施展手脚的更大空间。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但是，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讲，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且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注5］因此，在综合安全的画面里，不能不考虑各种团体的安全利益，尽一切可能对此加以顾及和平衡；当然，做到完全均衡和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例如，生态保护机构要求降低经济开发速度，动植物保护团体希望禁止捕捉稀有动植物，女权保护组织呼吁男女真正完全平等，甚至还有一些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利益集团及其要求，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以有限的资源和单一的价值尺度将它们彻底满足。然而，采取灵活多样、“和颜悦色”的办法而非简单粗暴的态度，用建设性“整合”而不是强制性压服的办法，是对待各种势力见长的NGO的合适途径，亦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以“开明”形象自我更新、不断提高的必然。不论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还是安定详和的国内社会，都应当而且可能给予各种NGO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和谐的共处关系。

　　第三是全球利益。近些年来国际上要求重视全球性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安全”的呼声明显地日益强烈，所诉求内容涉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暧、大气臭氧层遭破坏、大片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微型化基础上的核扩散、公海及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太空及外太空有可能变成少数军事大国的试验基础和竞赛场所等严重事态和现象。不管有什么差别，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这些事态和现象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全都威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甚至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存在价值，而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努力又不能单靠个别国家的实力奏效，不能不超越旧式的国际法范围和主权理解。从综合安全的角度观察，这里面的最大难题在于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们彼此间经常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的复杂关系。如前所述，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与国际要求一致的安排，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包括传统安全利益的损失。换句话讲，别人国家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是你自身的安全问题，在很多场合，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是与其它国家（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块的。综合安全观的提出，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并且依照对各种问题重要性先后顺序的认识，逐渐确立解决或缓和人类共同面临威胁的新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安排。这是一个艰难的而又是必需的过程。

　　总而言之，综合安全观要求建立新的时代观、新的战争与和平观，同时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均衡状态；安全绝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防范问题，新的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是与国际安全密切相关的，而且会变得更加密切；安全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一个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安全，必须是保障综合国力的改善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的结合；归根到底，安全离不开参与和合作，离不开与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点的一致。封闭时代所拥有的安全观，要么已经失效，要么变得部分不灵，必须进行调整和充实，因此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设想自己的新安全观及其战略策略。

　　二。若干重要基础观念的再思考

　　确立综合安全观念，不仅要求对概念本身做出重新界定，更需要对构成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做出重要修正。笔者以为，有三组重要理论概念特别需要重新思考，它们是：主权，国家利益，权力及政治。同样，限于篇幅，在此只能对它们简要说明。

　　1.主权

　　主权观念虽然源于近代西方，但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接受的一个基本范畴。古典的主权观念认为，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主权国家是完全自治的、因而是独立的、不服从任何其它国家法律秩序的行为体；在主权国家之上，除了国际法的世俗约定的权威以外，不存在其它任何的权威。主权国家通过一个有效的法律秩序而组成国际社会，主权国家的特殊地位和结构，使它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参与国际间的往来，决定相互间的重大事务。所谓“完全自治”是指，一个国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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