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展开。并不奇怪的是，在以往的国际安全及国际政治研究中-不论中国外国-，所谓“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分析显得特别发达，典型事例有各种战略战术分析（如战争目标、战争手段、战争进程以及信息论、决策论和博奕论等内容）和各种对外政策分析（如战略同盟问题、贸易战问题、大国关系问题、国际组织中的斗争策略问题等内容），而与上述“两枝独秀”相比，涉及广泛内容的所谓“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分析则力量弱得多、深度浅得多，典型事例如生态政治分析、贸易政治分析、金融政治分析、女权政治分析等等；连不同的称谓也能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旧的偏好。追根溯源，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冷战格局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人在战后的霸主地位有联系（包括对国际政治学的影响）。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国际思想家斯兰吉奇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有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们比较愿意把目光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政府那里，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政治和外交政策）”：“当他们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时，似乎是指一种狭窄的、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分支科学；他们对所谓‘战略贸易政策’的过分关切，同样反映出这种偏狭性”。［注11］

　　为了使综合安全观深入人心，从研究领域讲，应当以全球化之上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全方位研究逐步取代狭隘的权力政治分析，以新的世界政治的探讨逐步取代或充实旧式的国家间政治的讨论，更进一步说，以新的权力观和政治观逐步修正传统的权力观和政治观。首先，新的权力观大大扩展了“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范围，就是说，不止政府有权力、政治家有权力，而且企业界有生产权力，金融寡头有金融权力，知识界有智识权力，社会有舆论权力，恐怖主义集团或生态犯罪分子有特殊的威胁权力，全球共同体有国际道义和组织网络的权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用这种权力观观察，譬如讲，去年下半年以来震动亚洲和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绝不止是一种金融现象，它更多反映着政治结构、生产结构和货币结构的内在联系，它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力破坏力绝非由政治家或部长们能够简单创造或缓解，而是由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及个人力量综合一体的产物。这种新的权力观向人们展示的是真实的、立体化的世界政治，表现出国际经济政治化、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日益强烈的互动趋势，以及各种因素作为一种合力的组成部分发挥特有作用的互动框架；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任何层次的力量、集团或个人，都只能是顺应而不是逆转这种趋势，适合而不是选择这种框架。其次，新的政治观也要求人们重新思索“政治”的范畴；换句话讲，在新的思维方式里面，“政治”不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仅仅是政府的政治甚至狭窄化为政治家的政治，而是表现为全方位、多层次、渠道广泛、日常生活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比如，金融危机创造着金融政治，环境保护失衡产生了生态政治，不同的产生工具和生产方式推动着不同的生产性政治，核扩散和水资源短缺的新形势分别造成了新的核政治和水政治，社会稳定或社会动荡的局面各自构成了社会稳定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治，……这种逻辑和思想方法还可以一直推演下去，直至使人理解，“政治”概念早已超出政治家的“把玩物”范围。再次，作为上两点的自然延伸，在新的“权力”和“政治”范畴下面，安全观逐渐离开了原有的国际政治学重心，朝着更加全球主义的基点瞄准和靠近。它意味着，人们在谈论新的“安全”时，既有外交的、政治的和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也有金融稳定、环境保护、贸易平衡等意义上的安全，还有社会协调、经济稳定、个人安心等意义上的安全；它同时意味着，“政治的”世界与“经济的”世界不是隔绝的，选举过程与金融过程不是分开的，“安全的”结构与生产的结构或知识及舆论的结构不是对立的；它当然还意味着，一个好的国家政治，不止是能够保证民族整体的不受威胁或领土边界的不受侵犯，而且能够确保公民个人权益不受干扰、各种团体声音和力量的互利互助、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共处，以及能够合理有效地处理坚持基本的国家主权同向国际社会出让一部分传统权力以便于国际合作之间的矛盾。

　　以上的研究证明，综合安全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国家重新思考对外方针有利，而且对我们学术界重新定位研究取向有益。在探讨综合安全概念及其理论基础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一边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分析，一边思索旧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存在的毛病。

　　经常听人讲，“现在是经济学十分兴旺的时代”。的确，不论是概念的系统性，还是分析逻辑的严谨性，或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经济学都走在其它人文科学的前头。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除开历史方面和社会需求方面的因素之外，我想，从当代的情况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学不断地把自己的分析触角延伸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领域，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和概念去讨论-比如说-社会过程、政治现象、文化冲突和人的心理，用其它领域的问题更新自己的视野和范畴；它的延展力是如此之强，以致于我们不时听到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说法（事例之一是，在现在的政治社会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的探讨中，常常可以观察到“交易成本”、“经济人假设”或“博奕原理”等原属经济学分析的东西被广泛使用）。这一事实对国际问题研究应当是有启发的。安全问题的研究本来属于纯粹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的专业，但是，在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象经济学同行那样，在讨论安全问题的过程中，尤其在分析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安全难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安全观念（以及政治和权力观念）应用到其它领域，另一方面把应用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或想法充实、改进、修正原有的安全理论，令国际政治学的“话语结构”扩展到更大范围呢？依笔者管见，这才是使古老的国际政治理论更具生命力的有效方式。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言，综合安全观的提出，亦是国际关系学科回应时代挑战、实现理论更新的一次机会。

　　下篇：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象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尤其是安全观念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特点和新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冷战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设计我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其理论根据，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其次，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

　　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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