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

　　当然，不能否认，尽管总体上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这些新情况新特点，都是我们研究探讨亚太安全及其机制时不可忘却的大背景大环境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与需求

　　我认为，在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构想方面，中国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它们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的次序；它们之间基本上是有联系的和互利的，但有时候也可能产生某些小的矛盾。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同时满足它们，就应照顾比较靠前的利益与需求，只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才可能使全部利益与需求得到实现。［注12］

　　这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如下：

　　第一，有一个能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安宁、稳定的环境，即“发展需求”。

　　第二，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即“主权需求”。

　　第三，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权益，即“责任需求”。

　　让我们将上述三项利益与需求，分别展开叙述一下。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缺少足够广泛、足够有力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我们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量保持一个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大气氛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可能好好发展过自己，多半时候都被外患内忧所干扰。仅仅是在最近的短短20年内，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建设过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在当代世界仍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层次，因此，中国仍然需要以一个后来者的姿态，谦虚地建立和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良好关系，同时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如同江泽民在党的15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争取再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看，全球范围的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不来自任何一个或若干外部敌人，而是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与否，换句话讲，最可能使国家不安全的因素在于内部经济的不发展、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俄罗斯现今的局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理解，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反复讲“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根本原因。对于对外安全战略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要求的主要含义就是，一切工作要服从于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局，一切做法要有利于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宁与稳定，比如，它不仅一般地需要建立有强大威慑力的武装力量，有时相反，根据情况，它有可能需要暂时推迟建造国防现代化所需要的某些高精尖武器装备（如航母），它有可能需要周边地区的各种现有安全安排和协议暂时维持不变（如美日安保条约），它有可能特别需要我们的军队在一些易于发生冲突的“敏感点”（如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保持比较克制的态度。这些要求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但无论如何它们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利益和需求，第一位的利益和需求（“发展需求”）。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直接与我接壤的国家有14个，可称作近邻的国家（如日本、孟加拉国、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另有十几个；本来，世界上有如此多邻国的情况就十分罕见，加上我国与大约十个国家曾经有过或目前仍然存在陆地边界和海域划界方面的主权争端，更增加了我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与复杂性。对祖国统一的最严峻的挑战，当然来自我国的“特危地区”台湾。台湾事务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它又与一般的内政问题不相同。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台湾当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大可能完全按照我们的希望，停止分裂祖国、谋求“台独”的活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饱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压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最基本的主权权益都无法保障，它给所有中国人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最重要的战略考量之一。这一战略考量的存在，要求我国的安全防范能力和军事威慑能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加强，包括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要求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升。不难看出，这一利益和需求同第一种利益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函数关系。譬如讲，从时间表上看，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很可能不是马上能够实现的需求，但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就可能出大乱子；它要求军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求对外威慑力量的适当增长。在资源总量和国家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如何确立国防开支与经济建设投资所占的比例，确保“主权需求”的充分满足，是政治家和战略家必须处心积虑处理的大难题。

　　比较起来，“责任需求”是三个主要利益需求中最不容易确定、弹性也最大的一个，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需求将在我整个对外战略中（包括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里发挥更大的影响。这种需求涉及的面很广，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如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核能源控制俱乐部”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各种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和打击毒品走私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然而，中国的全球责任与利益仍然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前景，目前阶段仍然是以地区重要国家的责任与利益为主，后者是前者的阶梯和基础。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需求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定，减少冲突及其潜能，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福祉。这里特别应当包括：消除或缓和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南中国海地区的海界磨擦，防止中亚因油气资源而形成新的“火药桶”，遏制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对峙和军备竞赛局面，防止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扩大成国际事态，等等。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这些不稳定的“潜在麻烦点”，都与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从一个长的时段观察，如果处理得当、进退有度，它们也将构成我国迈向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验金石”和“铺路砖”。比较起来，这可能是最后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一项基本利益需求。

　　上述三项基本的利益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家利益，但它们显然既不完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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