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说：“我们坚决抛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
（2）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前面已讲到戈尔巴乔夫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戈尔巴乔夫是很反感的。戈曾声称：“我坚决反对用暴力的方法解决我们业已成熟的问题。我不能接受下述意见和建议：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专政才能拯救我们。”戈在分析苏联社会危机的深刻原因时甚至把它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造成的，他认为“发生危机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思想过去被扭曲了，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国家化，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的专制，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认为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才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政权”。
（3）提出“改革”党的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否定党的性质、宗旨、目标。苏共28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改变了“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传统提法，改写为“它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过去苏共党纲和党章都写明“以马克思列宁理论武装”。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通篇只字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纲领草案明确提出：“苏共建立在其成员对某种思想价值的忠贞不渝的基础上。对我们来说，其中主要的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党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说：“苏共不再是某个阶级的党，而是全体人民的党，它代表的不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苏联人的共同利益。”党“既是先锋队，又是议会党”。对此戈解释说，“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只有通过为劳动者利益积极斗争，通过实际行动和以自己的整个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才能争取到先锋作用”，并说“苏共将实行自己的政策，将在民主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范围内争取保证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关于民主集中制，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纲领草案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原则”，只强调“党的民主化”，认为“党的深刻民主化是其革新的最重要的方向”，“各共和国的党具有独立性”，要“为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和主动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苏共民主化要求灵活的党的组织结构形式”，“政治辩论、围绕党的纲领自由结社、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将有利于实现民主化的要求”；党员参加一个党组织的工作，但可“用另一种方式执行党的路线”，党员“可奉行无神论观点或信教”。这实际上是在把党变为思想、组织松散的团体。
（4）主张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认为，目前国家所有制“垄断性的独占性的统治”是造成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和摆脱这种危机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目前这种所有制的形式下，所有制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这种体制束缚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因此，戈认为，“主要而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为了形成自由商品生产者这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多年来，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理想中主要的东西是“人本身，人的需求、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戈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社会主义所要建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就是要“使人逐渐变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要“保证整个社会制度面向人的转折”。戈认为，这种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符合博爱的要求或道德至高无上的要求”。过去，“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精神，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在大众优于个体的借口下大大缩小了自由的合理界限，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的本质。”为此，戈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即异化）现象，”而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充分地提示我们的制度在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提出，“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如下归纳：它是一个以“核时代”为前提，以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为“出发点原则”，以“全人类价值观优先”为核心，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为理论支撑和先行手段，以“多党制”、“私有化”为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一体化”世界为目标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首先，它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私有制最终将无法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必然趋于激化，这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逐步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现象的社会即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后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然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是当今时代的基本趋势，否定两种社会制度对立和斗争的现实。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发展，并没有消除其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与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的扩大，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提示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改变。还要看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追逐最大利润这一原则下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它决不可能为“全人类利益”放弃剥削。一切有悖于这个资本主义原则的制度和运动，都为资本主义所不容。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威胁它们的利益，对此它们决不会坐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的既定战略。这些都有说明了，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种社会制度存在与对立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国际间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
第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不仅提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为无产阶级实现这一历史转变指明了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列宁说过，“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毫不动摇地走向胜利的道路。”因此，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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