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形成了里应外合。
(三)在经济上诱压兼施，诱迫苏联按照西方模式和意图进行改革
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靠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或者利用贸易、援助、最惠国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政治上让步，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政治模式，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从60年代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把对苏联、东欧的贸易和经济援助作为“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变革”的重要途径。到了80年代，促使苏联“改弦易辙”更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战略目的和利益所在。例如，在戈尔巴乔夫刚开始改革、苏联向何处去还不明朗时，美国对援助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持谨慎和观望态度，而当美国看到苏联的改革不断右转、对美国极为有利时，便马上表示支持。布什上台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会晤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还扩大了与苏联在经济、技术、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联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戈尔巴乔夫。又例如，1972年，美国通过了“杰克逊一瓦民克修正案”，要求苏联每年至少要批准6万犹太人出境，作为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时遭到了苏联的拒绝。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美国的常识，因此，1989年5月，美国放弃了这一修正案，给予苏联发最惠国待遇，以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
在“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的社会方向演进”的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对苏联施加压力，明确要求苏联在内政外交上全面采取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政策，即要求苏联在国内问题上，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完全向西方无条件开放，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自由化；在国际问题上，要在国际活动中成为美国的伙伴，由美国定调，苏联附和，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和停止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援助，裁军、撤军、解散华约，以削弱苏联对西半球的威胁，等等。否则，美国的西方就不给苏联以支持与援助。
前不久，苏联为了挽救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向西方提出1500—2500亿美元援助的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条件，企图以援助变、以援压变。尼克松建议美国政府，美国关键的战略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西方过早提供经济援助不会促进苏联政治和经济改革，只有对戈尔巴乔夫继续施加压力，才能使他接受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布热津斯基则具体提出了苏联获得西方援助的四点先决条件，即私有化、民主化、加盟共和国自决、非军事化，以把苏联改造成“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国家。他还主张由苏联、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著名的政界人士组成一个联合会，以监督苏联迫切需要的变革的执行并长期的经济和民主改革同它的过去决裂，那么美国愿意助一臂之力。
这些政界要人说得很明白，如果苏联想得到西方的巨额援助，那就必须洗心革面，实行“真正的改革”，即放弃社会主义，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苏联为了换取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主权，迎合了西方的政治需要。戈尔巴乔夫一再向西方表示，苏联将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始有终地进行下去，希望得到西方的赞许同意。他向西方提出，苏联国内的改革势力要与国际上支持苏联改革的势力联合行动，要求西方帮助苏联设计改革方案，并把改革的步骤同西方的援助结合起来。必须看到，西方势力在同苏联建立和发展经济关系、提供经济援助时，始终把政治原则、战略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上的竞争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它们决不会无条件施舍，更不会花钱培植一个强大的敌对国家，一个威胁自身利益的竞争对手。它们只不过是把援助作为诱饵，引诱苏联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从而把苏联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使苏联变成“没有牙齿的狮子”，沦为对西方毫无威胁的依附于西方的二等国家。苏联自愿将自己的改革进程、方向交给西方审查、控制和监督，这就等于把决定苏联社会制度及发展方向的大权拱手交给了西方。这使得西方完全能够按自己的需要去“塑造”苏联。
（四）以“人权”为旗号，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扶植苏联国内的反对势力和西方的代理人
“人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付苏联的一张“王牌”。早在50年代，美国就利用“人权”攻击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诬蔑“共产主义世界践踏人权”，煽动东欧人民起来“争人权”、求解放“，摆脱苏联的控制，推翻共产主义的统治。但在70年代中以前，由于美国频频发动侵朝、侵越战争以及国内一桩桩违反人权的“丑闻”的困扰，美国难以高谈“人权”调子。随着越战的结束、苏共历史上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公之于世，美国政府抓住把柄，俨然以“人权卫士”自居，开始大张旗鼓地用“人权”招牌推行强权政治，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1975年，美国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人权事务司”。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正式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号，声称要对苏联、东欧国家提出人权方面的挑战，用“道义”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西方已把人权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大大强化了“人权外交”这一手。美国用“人权”这把利剑，对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和措施施加压力，按照西方的意图影响苏联事态的发展，以迫使苏联遵守“国际行为标准”，服从西方的政治意图。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借苏联的一些黑暗面，向人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权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践踏人权”煽动人们为“争取人权”起来推翻“极权统治”，并鼓吹美国是尊重人权的“典范”，要苏联向美国学习。西方的这种“人权攻势”，使西方敌对势力在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中占了有利地位，正如布热津斯基自己说的：“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里程。人权是时代最具吸引力的政治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
美国大搞人权外交的一个更重要目的，是扶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卡特一上台就接见了前任总统福特避而不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并公开致信给苏联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给他鼓气，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苏联释放“政治犯”，恢复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和“名誉”，允许其参加政治活动，把它作为美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改善美关系、援助苏联的一个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逐渐释放了在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或允许流放在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到莫斯科，并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后，不仅被选为人民代表，而且成为最高苏维埃成员。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获得“自由”后，很快形成了一股反对势力，在苏联国内的反共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萨哈罗夫就由于在“争取苏联人权”方面的“出色表现”而获得由西方操纵的诺贝尔和平奖。
（五）利用民族矛盾肢解苏联，以达到其摧毁社会主义的目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搞和平演变，说到底，就是要使苏联变成一个四分五裂、彻底解体、无力再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的苏联。所以，利用民族问题，挑起民族动乱，瓦解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一个重要。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要支持苏联争取自决的民族运动，帮助苏联各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以此作为“帮助苏联向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过渡的主要手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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