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同社会、国家政权分离，无法充分行使实际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总之，戈认为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又符合社会主义本来原则”的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戈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建设一个“新质态的社会”。基于这种否定性评价，戈又进出，“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放弃国内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引起了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体制，“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过渡”。
戈尔巴乔夫萌发“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上述两个基本依据都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当前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决不会因为有几件核武器的发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会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变得人道些，不再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唯利是图永远是资本家的本性；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渗透与和平演变，也不会因此而罢手，他们从不担心其举动会导致翻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仍然充满着真理的光芒，决不会因为核武器的发明而过时。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但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正是从否定马列主义对当代的重大指导意义、否定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错误的基本前提出发，因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根本改造了苏联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提法不一，并随着戈的政治实践和苏联政局的演变而有所发展和具体化。1987年11月出版的戈的《改革与新思维》论述了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对外政策和“新思维”。认为改革的起因是由于“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和打破阻塞机制”，并且“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同时还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提出“全人类价值观优先”的论点。这本书标志着“新思维”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88年6月戈在苏共第19交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同进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还论述了其七个特征，即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人道主义制度；是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公正的制度；是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是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制度；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渴望和平的制度。认为苏联所要建设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1989年11月26日戈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想法，从深层次上为其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提出并于同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全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详尽的阐述。此后，戈又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以表许多讲话，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见，“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国际方面，也包括国内方面。对此，戈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的确，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联系的。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 “历史性的新思维……确实包括了当代全部的主要问题。”其理论体系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在国际方面，戈尔巴乔夫以“核时代”为前提，提出“全人类价值优先”这一国际“新思维”的核心命题，以“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了根本性修正，提出了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他以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提出了一个“核时代”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核时代”观。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既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又改变着人类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核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否定“旧思维”，确立“新思维”，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承认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摆脱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否认战争与革命的因果关系，推行国际关系的伦理化、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这一“核时代”观也是形成“新思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对此，戈说得很明白：“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手段。”并由此推导出：“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新思维”渗透和扩展到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的思想理论支柱。1987年，他曾说，“新思维及其人道主义的、全人类的标准和价值正在渗透到各个阶层。”如果说，戈在当政的最初三年间，还是以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为目的，是针对经济停滞局面和存在的“阻碍机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后来要革除的则是他认为的“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的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由此引起的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专制官僚体制。”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改革的出发点。”在国内问题上，“新思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改革看作是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并且，也正是为了适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理论观点：
（1）主张思维多元化。提出“民主化、分开性和多元化”三大“革命性倡议”，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前面已讲到，这里再作些补充。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和分开性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是符合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宣称：“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随后又提出“民主化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是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它可以使我们社会实现十月革命所要实现的理想。”他认为，“今天的问题是：要么是民主公，要么是社会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因此，要提倡“完整的和无条件的民主”。又认为，“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搞改革”。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性，必然带来意见多元性，包括指导思想多元化。戈明确表示：“我赞成搞多元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戈主持制定的苏共28大《纲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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