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维亚的国籍法草案规定，对在苏军中服过役的人及在苏共担任过职务的人均不给予拉脱维亚国籍。到1990年底，拉脱维亚政府已拒绝让5000名军人和1.2万军人家属报户口，剥夺了他们申请住房、就业、就医和购物的权利。更为严重的是殴打伤害军人事件层出不穷。1990年全国发生袭击军人事件记录在案的高达3500多起。在袭击军人事件中，1989年共有59名军官被杀害，1990年前三季就有52名军官被杀。此外，在民族冲突地区，往往军队与群众发生直接磨擦，甚至出现人员伤亡，使群众对军队产生怨恨和抵触情绪。
第二阶段：1990年2月至1991年“8·19”事变前。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后，军队开始走向“非党化”、“非政治化”、激进派首先提出，在实行多党制的情况下，共产党不能对军队实行一党控制，要求撤销军队党组织、党的政治机关，变党的军队、革命的军队为国家的军队、国民的军队。对此，苏军领导集团起初是抵制“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妥协退让，使“非党化”、“非政治化”在苏军中逐步实施。从理论上讲，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是多党制的伴随物。只要是搞多党制，军队就不可能只听从一个党的领导。因此，苏军领导集团的抵制也没有多大作用，苏军照样被进行改造。苏军的统帅权随即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转到总统手里；苏军总政治部也改为“总军事政治部”，脱离苏共中央的领导，而隶属同级军事首长，不再负责党务工作。苏军中的党组织已脱离政治机关领导自成体系，其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部队教育取消了马列主义内容。重新颁布的苏军军事委员会（建立在集团军以上单位）条例只字未提苏共对军队的领导，且为右翼激进势力参与和监督军队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政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在军队存在”。新《联盟条约》草案也取消了军队的对内职能，不允许使用武装力量解决国内问题。
同时，各种反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已大肆侵入了军队，都到军队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军内思想出现混乱，对共产党的信念发生动摇。特别是右翼激进派的头目叶利钦早已把手伸向军队。他在竞选俄罗斯总统活动中挑选苏军侵略阿富汉战争“英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中校为搭档，其用意就在于拉军队。他所到之处都要视察军事基地和会见官兵。他还支持“军内改革派”提出的解散军中克格勃的主张，许诺向军队提供住宅，并把自传的部分版税交给军队，解决军队住房困难。他的这些手法换来了军队部分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他在图拉空降师视察时，该师专门举行军事演习对他表示欢迎。中下级军官称：“我们多数人支持叶利钦。”果然，在总统选举中，尽管苏军总军事政治部事先发出指示要俄罗斯联邦境内驻军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但届时仍有30％以上的军人投票支持叶利钦，太平洋舰队有半数以上的人投了叶利钦的票，而不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可见，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不久，发布“非党化”命令，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推行“非政治化”，这又加深了军队的“非党化”、“非政治化”。
第三阶段，“8·19”事变后，戈对苏军的高级军官作了大量的撤换、调整，此时，军队已完全进入“非党化”、“非政治化”时期。叶利钦迫不及待地在8月23日签署法令宣布：武装部队里的苏联共产党组织为非法。并决定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机构与军事院校中撤销军事政治机构，禁止政党组织机构的存在。接着，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也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苏联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各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活动。8月29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撤销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有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队和铁道部队中军事政治机构的命令。随着这些命令的实行，苏军已经完全走上“非党化”、“非政治化”了。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客观存在既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是一致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把军队看成是一个大障碍，因而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目的就是想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解除共产党的武装，使共产党在反共势力进攻面前放弃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丧失战斗力。我们要吸取苏联以及东欧军队演变的严重教训，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演变的理论基础
“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论。它是苏联近几年内外政策和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套理论的出笼，曾引起国际社会的轰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在苏联国内、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逆转。
（一）“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为了“更新”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社会大厦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过苏联7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40多处的实践，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总体来说是清楚和明确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扎下深深的根基。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更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要“加深和修正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于是，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经历了从“新思维”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立论的基本依据有两点：
一是对当前时代的变化和特点的片面认识。戈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而列宁其实也“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一些“草案”和“看法”在斯大林时期又“被粗暴地扭曲了”。戈认为，现在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当前时代的现实确立社会主义“新视角”和“新思维”，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从现有资料看，戈提出“新思维”这一概念，始见于1984年12月18日他在英国会议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当我们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同时应当注意到，首先是核武器的性质改变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传统观念。……过去的战争曾是巨大的灾难，但没有象今天这样会使人类毁灭。核时代必须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此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到“核毁灭”，并形成了他特有的“核时代”观。戈认为，“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此，当代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人类已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世界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形象地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因而应当使自己的举动不导致翻船”。从这个认识出发，戈认为，应该得出“全人类价值观占优先地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结论。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应当超越各种差别，达到“利益和平衡”。这里戈完全忽视和否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着原则性差别和矛盾冲突的事实。
二是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及其历史的否定性评价。戈认为，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形成了一个“专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使人同生产资料、自己的劳动成果、精神财富分离而异化。而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带来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并使各级官僚阶层“不断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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