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激烈争论。一方面，由于该方案主张通过全面提价的办法实行价格改革，造成了全国的抢购风潮，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另一方面，激进派认为，该方案未脱离经济困境。6月13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对该方案进行修改 。8月底，根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倡导并委托苏联科学院院士牵头拟定了一个“500天计划”的激进方案。围绕沙塔林方案和雷日科夫方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又展开了争斗。其实，不论是沙塔林方案还是雷日科夫方案，它们这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差别在于，雷日科夫认为企业和财产非国有化是长期的，而且在大多数行业当中至少50％的股票要由国家控制；沙塔林则认为要结束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让私人部门在大多数行业占优势，公民个人而不是机构，为财产所有者。两个方案，议会都没有完全接受。戈尔巴乔夫只得在吸收两种方案有关内容的基础上，于10月18日以总统名义重新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具有活力和效率”，“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基本办法是放开价格和实现私有化。文件虚而不实，仅仅得出改革的基本方针，具体实施的措施和办法，由各加盟共和国制定。这就避开了争论的焦点。但从总统方案中提供的数字看，国有资产私有化难度是很大的。目前苏联固定资产约3万亿卢布，流动资金8000亿卢布，即国有资产共3.8万亿卢布。而目前居民积存的货币总金额约4000亿卢布。假定用1000亿购买股票，再加上其他法人持股购买，其购买能力不会超过5000亿卢布，也就是说，仅能将13％的国有资产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对于苏联经济改革所要到达的目标来说，是很小的。因此，苏联希望大量吸收外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底需要多少外资的援助呢？戈尔巴乔夫间接地表示需要1000亿美元。他的助手普里马科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会谈时说：“如果苏联的新经济改革计划要取得成功，在今后五年里每年将需要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因此，西方普遍认为，苏联的要求是1500到2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相当于苏联现有外债的（700亿美元）的2—3.5倍，相当于美国为实施马歇尔计划拨款（131.5亿美元）的11—19倍。
苏联谋求援助的对象是西方七国集团，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这七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于1991年7月份在伦敦举行每年一次的例会。戈尔巴乔夫知道，这是他谋取援助的关键时机。因此，1991年年初开始，他急不可耐地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力图挤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圈子。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戈尔巴乔夫还展开了秘密外交活动。一是赋予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美访问期间游说美政界领导人的使命。二是由“500天计划”的起草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专家一起制订苏联与七国集团合作的纲领草案，即“哈佛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两个阶段的行动部署。第一阶段，苏将进一步放开价格，开始小规模的私有化，调整卢布汇率以使之能自由兑换；第二阶段，卢布将变成完全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私有化将以更大规模进一步开展，价格控制完全取消。该计划还指出，西方援助是以苏保证实行所谓自由选举和其他民主改革为前提条件的。以此相适应，在苏联国内就匆匆地通过了私有化法。目的都是为了使西方相信苏联全盘西化改革诚意，以换取西方的大规模援助。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行动需要与七国集团的行动和欧共体的行动同步进行。”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表示，如果西方真正地希望苏联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它就不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说：“如果两人在打架，而不仅仅喊到：‘让我们走！’”因此，“我们要求给一个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么我们只能刹车。”很清楚，苏联不仅希望借钱，而且希望同西方一块制定如何用这笔钱改造苏联社会的方案。在这里，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属性的差别都没有了。国家的主权似乎也无所谓了。这是一桩拿国家主权和社会制度作交易的买卖。
西方国家也看出，这是他们加紧对苏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时机。西方七国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同意在首脑会议结束后立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晤。7月17日至19日，戈访问伦敦，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参加者发表讲话，并分别会见七国领导人。西方对援苏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明确表示提供的哪怕是技术援助，都必须考虑苏联国内情况和它的对外政策。西方的对苏战略目标是使苏联实现“三化一自”，即经济私有化，政治制度“民主化”，国家非军事化和让各共和国自决。虽然苏联已经按这个目标在推进，但西方七国一直恪守“多给指导少给钱”的原则，不“大输血”。布什明白地说：“西欧各国政府，由于它们本身财政吃紧，它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被礼貌地拒绝了大批经济援助，得到的只是教训苏联人民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教科书”。外电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同七国首脑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神情严肃，近乎压抑，不像经常在国际场合那样谈笑自若，轻松潇洒。戈说，他要强调的是“理解”两个字。谈到西方的援助时，戈情绪激动，声调渐高。他加重语气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不管你们帮助不帮助，我们将找到渡过难关之路，自己摆脱困难。”尽管戈尔巴乔夫仍然唱高调，说什么“坚冰已经开始移动……破冰船已经开航”，但是他明显地显得疲倦、失望，他对七国首脑未能理解他的请求的迫切性和苏联问题的严重性显然是不满的。由此可见他屈从、乞讨。甘当奴婢的嘴脸。
（五）军队建设上搞非党化、非政治化
军队“非党化”和“非政治化”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全盘西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要害是否定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取消马列主义对军队的指导和灌输，改变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打开通道。
苏联军队搞“非党化”和“非政治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至1990年2月，出现反军乱军活动，且日益猖獗。1987年曾发生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闯进红场事件。以此为契机，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派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去防空军，对失职人员大张挞伐，罢免了多名军队高级将领的职务。这一行动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军队不是不能批评的。从此，以《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二十世纪与和平》、《共青团真理报》等刊物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舆论工具向军队发起了进攻。他们把军队说成是“保守势力的老巢”，是“一切教条主义和反民主的根源”，是“家里的军国主义者”。“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罪魁”，“苏军应对国际紧张局势负责”。与此同时，这些报刊还特别热衷于揭露和批评军内的腐败现象、军官特权、军纪涣散、军风不正、刑事犯罪严重等耸人听闻的事件，散布军队有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把苏军描绘成“充满暴力和侮辱的人间地狱”，在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一些地方焚烧军人证件和应征入伍通知书的反军活动场面。他们还把苏联经济衰退的责任推给军队，说是“军队这中怪兽吸干了国家的血汗”。舆论工具的肆意诋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军队的看法，破坏了军队的威信，涣散了军心。跟着而来的是，社会上侵犯及其家属荣誉和尊严的事例越来越多。仅立陶宛1990年一年间就通过了20多个旨在反对苏联军人及其家属的法律和命令，政治上歧视他们，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不允许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生活上刁难他们，不给家属上户口，得不到配给和生活必需品，不分配住房，甚至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以停电、停水、停暖气相威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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