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近五年来看，新文本所增设的权利符号基本上沦落成了没有具体指涉对象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刑事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惯习" 所驱使，它依然未摆脱打击犯罪的工具面相：在侦查阶段律师仍然很难介入诉讼；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的情况仍然存在；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也未见有多大改观；非常规化的"严打"活动仍在根据形势的需要被反复发动；甚至像公开审判这样的现代司法原则，本来是用来监督权力的正当行使，也被置换为用来展示犯罪、威慑犯罪……” 。仍以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对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限制性规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确的客观性标准，并且对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制裁没有明确规定。
对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歧视以及对犯罪实施惩罚是对保护人权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谬误。国家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可以为所欲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在立场上的错误，它违背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违背了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维护公民权利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能为了司法权行使的便利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滥施刑罚。在刑事诉讼中对强制措施的运用只能以必要性为原则，可以不施行就不应施行，可以用监视居住就不应适用羁押。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都没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而我国在羁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羁押者与其亲属、律师会面的措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拥有剥夺、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力，而只有出于前述目的才可以对具有侵害性的社会成员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这一限制决不能成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而不能是惩罚犯罪。超过必要限度的强制措施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犯罪。
作为法治高度发达的美国，其司法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美国司法中正当程序的原则 都可以视为是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设置的，可以看出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视。正当程序并不只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为什么美国要把正当程序的七个原则都放在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上面？这是因为虽然正当程序要同时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况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达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国宪法，在如此精简的内容之中居然有多条是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体现美国人对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视。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国宪法中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权力的限制，表现出立法者对人民可能重新被权力奴役的担心。从立场上看，这样的立法是从保护公民权利出发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这篇宪法真正体现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意愿，代表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维护民主，限制国家权力在民众的意志下运转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后，一直保持着美国的最高权威，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

1.1.2 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地位

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也从便利司法机关工作出发，要求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严格控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尽可能少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尽量不使用剥夺自由的手段。对于被剥夺了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当尽可能方便其与家人、律师会面，这种在侦察起诉机关完全控制下的会面也不会对侦察起诉工作带来多大的危害。实践中绝大多数剥夺自由的强制措施是没有必要采取的，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更多的是出于侦查起诉机关方便工作的要求或者只是为了表现司法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的“威严”。
刑事诉讼制度没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供充分保障。在未决羁押措施的实施上没有确立“合目的性原则”，无法使未决羁押措施的运用体现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接受侦察和审判的本来意图，未决羁押措施与受追诉的过程相伴随是明显的例证；没有确立“必要性原则”，没有将未决羁押在强制措施的选择上作为最后的、不得不适用的特殊手段，使其成为一般措施，而非羁押性措施的运用反而成了例外；没有确立“相适应原则”，没有使强制措施的严厉程度、未决羁押的期限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关系，比如对最终判一年有期徒刑和判死刑的在适用的法定羁押期限上不存在明显区别；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侦察行为法定原则，从而无法对那些可导致公民权利遭到限制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使得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措施的合法性无法接受法院的听证审查和最终授权；刑事诉讼法对于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行为的实施确立了极为宽泛的理由，使得侦察人员完全可以为了侦察的需要和方便而限制公民的各种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于那些任意侵犯宪法所确立的人身权利的侦察行为，几乎没有确立任何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充分措施，但刑事诉讼法隐含着、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着另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便利权力行使原则”！如果说在立法上对此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则赤裸裸得体现着权力对权利的压倒性优势。
对被告人强制措施的滥用，最直接地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蔑视，

1.1.3 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

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已经是没有疑义的了，对于各种非官方的组织、团体与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有官方色彩或者说是“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与个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却在有意无意中有不平等的看法和对待。这种不平等大抵都是根源于这样的思想：国家机关代表着国家，而国家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地位高于一切个体。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国家机关只是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说它代表“国家”，是一种大而虚的表述。政府作为由社会上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个体共同通过选举等形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只是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为个体享有权利营造良好的环境和秩序。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是服务关系有人还认为虚伪的话，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应该不会有人有不同意见。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人民公仆”，这通常指的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过用来指国家机关也是恰当的。由人民公仆组织起来的国家机关，不过是一个公仆的集合体，总不能变成老爷吧！那么作为公仆的国家机关在法律上的地位高于作为主人的公民个体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家并不是一个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同等的实体概念，它与个体这一概念相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它并不存在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自身的利益，它的所谓利益是所有个体共同利益的泛化。因此，国家也不存在独立于个体的地位，它的地位取决于所有个体的集合与单个个体地位的关系。也就是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在我们的观念中，历来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弱化甚至虚无了个体利益，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建设的挫折。漠视甚至敌视个体利益挫伤了个体的积极性，从而同时损害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发展。从经济上来讲，集体利益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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