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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


（一）前言
　　行政赔偿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当中，因为违法行政给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损害，而由国家进行赔偿的法律行为。
　　行政赔偿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必然产物。
我国有关行政赔偿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九八二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九八九年《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一九九四年《国家赔偿法》以第二章的篇幅就行政赔偿作了详细规定。一九九六年《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伤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一九九九年《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二００三年《行政许可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可以说，在过去二十年先后颁布实施的上述法律，在我国当代立法体系上逐步完成了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从法律理念到法律的初步规定直到在法律上具备可诉性和操作性的过渡，就目前而言，我国立法已经在实体上、程序上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
从改革开放特别是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法律体系也不断发展完善，依法行政取得了很大成果同时也还存在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发展的地方。

（二）行政赔偿的法理基础
我国建立行政赔偿的法律制度，有着丰富的法理基础。
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最重要论述，是指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本质。马克思列宁甚至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武装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但社会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晚期的时候，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得到了发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国家不仅仅只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还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完善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特别是在加强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共同的使命并且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在以阶级斗争方式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如何加强社会管理职能特别是在依法治国、监督行政行为的具体实施、减少行政权力在实施过程中对公民合法利益的损害，以及行政行为违法实施而造成了行政相对方合法利益损害时如何进行法律救济，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必须面对的新内容。
第二，建立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维护了我国现行宪法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行政权力来源的法理基础。我国在二十世纪初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但封建主义的思想余毒并没有伴随着政治统治的崩溃而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彻底消失。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个官本位国家，“学而优则仕” ，读书当官、当官有权、有权就有一切，这些封建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相当严重。反映在政治实践中，掌握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容易出现滥用权力、造成公民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被侵犯。彻底改变我国传统封建思想中对行政权力来源的认识，对于依法行政的具体实施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建立行政赔偿法律制度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主权在民”意识很薄弱，确切的说，“主权在官”的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偏离了我国宪法的有关国家权力来源的立法本意。建立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有力维护了主权在民的立法思想。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行政行为人自身本来就具有的，而是公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议制形式授权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的，行政行为人必须对其权力来源者负责，必须受到其他权力的监督。因此，行政权力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不可滥用，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利益损害必须赔偿。
第三，建立行政赔偿法律制度，是行政法学上平衡理论的具体体现。平衡理论的产生是我国行政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平衡理论的产生，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罗豪才教授及其博士生包万超等创立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在平衡理论产生之前，行政法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法学理论是管理论和控权论。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功能是应该完善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管理职能，管理论甚至把行政等同于管理，管理论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的加强和维护。控权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功能应该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平衡理论认为，研究行政法首先要考察行政法律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在维护行政权力的正常行使、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同时，还应该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从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平衡理论综合研究了行政法学史上管理论和控权论的特点，提出了上述全新的行政法学理论。根据平衡理论，行政法经过长期的发展，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即保障行政权力实施的法律法规发展得很充分，而监督行政权力实施的法律法规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在一个行政权力长期膨胀的社会环境下，监督行政权力实施的法律法规滞后容易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或违法行政。行政法的这种失衡状态，与二战以后蓬勃发展的人本主义和人权思想是严重不符的。行政法的失衡，也不利于构建我国二十一世纪新时期的和谐社会。行政赔偿法律制度，就是悬在行政权力之上的一把达摩克斯之剑，行政行为的实施者违法行政就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侵害就有权要求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监督了行政行为的实施、维护了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了行政法的趋向平衡发展，是行政法学平衡理论在行政行为违法实施时予以法律救济的程序法方面的具体实践。

（三）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特点
　　１．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发展，是中国逐步实践依法治国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虽然在最近的二十年当中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毕竟我国系统传播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律思想和全面系统地开展立法工作的时间还不长，行政赔偿法律制度在我国最近二十年的立法工作中，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一九八二年《宪法》第四十一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公民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时，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对于取得赔偿的具体途径、程序、赔偿方式和赔偿标准等，并没有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来进一步明确。宪法虽然赋予了公民这一权利，但公民真正要实现这一权利，还无从谈起。这一时期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还仅仅停留在提出这一理念阶段。甚至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则》中，当时的立法者还把《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公民取得上述赔偿的权利归入到普通民事赔偿一类中。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上述权利理念已经初步提出来了，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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