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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外汇管理（制）是指一国政府为了防止资金任意流出或流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和稳定本国货币汇率，授权有关货币金融当局（一般是中央银行或专门的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和国际结算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外汇资源短缺，因此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由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1996年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与此同时，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也在不断改进，它与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相应的法规的确认和保障；另一方面，外汇管理法规又事实上促成了外汇管理体制的形成。1996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并于1997年修订，至此，我国形成了以该条例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与周边国家以及本国以往法规的纵横比较，具体分析其特点。
　　
　　一、从层级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从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它们一般都先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基本性的外汇管理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公布实施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使其基础性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得以落实。如韩国在1961年立法机关就颁布了《外汇管理法》，对该国有关管汇的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这部法律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实施，韩国又颁布了《外汇管理施行令》、《外汇管理规定》、《外汇管理业务程序》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使韩国外汇管理法规成为一个由法律、法规、规章三部分组成，条文依次增加，内容逐步详尽的较为完备、权威的体系。而我国则不同，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象日韩等国那样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外汇管理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不然。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化。过早地由人大制定法律，法律就会被频频突破，最终会破坏其自身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必须防缓步伐，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为尝试，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法律。在此之前，我们要极力维护《条例》的权威，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它为准则。
　　
　　二、从方式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宽严相济”。1996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具体表现为：一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二是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三是取消尚存的经常性用汇的限制，如取消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的限制，允许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设备、用具等出售后所得的人民币款项兑换成外汇汇出。在放宽经常项目兑换的同时，中国对于资本项目外汇还继续进行严格管理并执行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需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帐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均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银行办理售付汇。近年来国际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仅不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安全使用。因此我国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是完全正确的。
　　
　　三、从内容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对事不对人”。从1980年《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与1996年《外汇管理条例》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外汇管理暂行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对象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而新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相应的管理方式的。又如，1994年中国实行的结售汇制度没有把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其中，这给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它们如果要卖出外汇获得人民币资金必须到指定的外汇调剂中心办理。由于外汇调剂中心是外汇管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自身并无人民币资金的收购或卖出，因此很难及时促成调剂。这严重阻碍了外商投资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运转，极大地破坏了国民待遇原则。所以1996年7月1日外商投资企业被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8年12月1日外汇调剂中心最终关闭）。
　　
　　四、从执行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可操作性日益加强。首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协调，管理权力集中有效。外汇管理局是我国唯一的外汇管理部门。它克服了其它国家在外汇管理中存在的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多头管汇、多头批汇、职责不清的局面。其次，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不同程度地订有定义条款，它们对相应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内涵和外延都作出明确规定，使有关规定的使用不易发生偏差。而且法律条文规定逐步具体，语义相对明确，可操作性不断加强，外汇业务是否违规容易界定。再次，相关法规的罚则十分明确。1980年的《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只规定了一条罚则。1996年的新条例增加到十三条，并且出现了大量援引性条文（刑事责任部分）。起初，新刑法颁布后，因为没有规定相关的刑事责任，造成了刑事处罚的真空，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法律性文件后，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
　　
　　五、从体系上看，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独善其身”。为了进行有效的外汇管理，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相互间即有垂直关系，又有相对平行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主体性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外汇及外汇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管汇范围和相应的违规处罚，着重体现垂直性关系。而配套性法律、法规是对外汇的收付、转移所可能涉及到的部门、领域在其业务中与外汇有关的问题所作的规定，主要体现平行性关系。在我国，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较完善。虽然《外汇管理条例》层级低而且抽象、原则，但是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许多相关实施细则和规章。但是配套性法律、法规却很不健全。例如，商业银行在符合主体性法律、法规的条件时可以成为外汇指定银行，商业银行法就有必要对这种特殊商业银行的外汇活动进行规范，或者制定外汇银行法。我国没有此类法律。此外，外汇担保法、外汇投资法、境外投资法等至今都是空缺，严重影响了外汇管理目标全面、顺利地实现。
　　
　　六、从立法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外汇管理法规未能与时俱进。在我国，虽然目前外汇管理法规、规章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前瞻性规定匮乏，而且某些规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基本上不允许人民币与外币的远期外汇交易，外汇市场主要还是现汇市场，期汇市场远未形成。如此，面对浮动汇率的日常变动所带来的外汇风险，进出口企业，甚至是外汇银行也束手无策。这不仅妨碍了自负盈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与完善。又如，中央银行利用外汇平准基金调控外汇市场的做法已为各国金融管理的宏观政策所认同，并从法律上加以规定。我国目前在外汇交易中心也设立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场所，适时干预汇市，但这种干预活动并未从法律角度加以确认和规范。
　　
　　七、从世界范围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与国际惯例“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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