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其他分子，都是平等的；（3）一个不同政体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参见全增瑚主编：《西方哲学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97页。）他又指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本身就包含有形式上平等思想，因为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是他自己的主人。人权里有天生的尊严，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利用他人作为实现自己主观意图的工具，每个人永远应当被视为目的本身。（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邓正来等译，第71-72页。）

　　[22] 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05－206页。

　　[23] 黄子毅 、陈德仲主编：《行政法学基础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92页。

　　[24] 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4页。

　　[25] 章剑生著：《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01页。

　　[26] 杨海坤、 黄学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17－124页。

　　[27]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05页。

　　[28]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60页。

　　[29] 公听会是在范围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就预定的立法主题，提出意见、批评或者建议的立法行为。它与听证会区别在于，公听会参加人的范围是不特定的，进行方式也比较灵活，其开放程度和透明程度是听证会不能比拟的。

　　[30] 见中国澳门《行政程序法》第三篇行政程序第五章第三节第三分节，第89－93条。

　　[31] 见日本1993年《行政程序法》第三章不利益处分第二节听证，第15－28条。

　　[32] 见翁岳生主持“台湾行政程序法（草案）”，在第一章总则中设专节规定了听证制度，共涉及16个条文，第36－51条。

　　[33] 行政规范性文件又称行政规范文件，使用“文件”一词，理应不是法规范畴。我国《立法法》中的范围规定部分也没有关于这种形式的行政立法的规定。目前学术界普遍不承认这是属于行政立法的种类之一。（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08页。）

　　[34] 对于行政参与的层级方式有的学者分为直接与间接参与（参见张晓光：《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27页）；有的学者从参与的实际状态分为正式听证、评论、协商和表决（参见蒋剑云：《论行政参与的理论基础、观念及其制度构建》，《行政与法》2003年第6期，第 53－54页）；有的学者分类为必要性参与和选择性参与（参见方洁：《参与行政的意义――对行政程序内核的法理解析》，《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 期，第13页）。笔者赞同后者的分类，这与国际主流的程序法理念一致，而且侧重于参与深度探讨。

　　[35] 徐显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94页。

　　[36] 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1页。

　　[37] 叶俊荣：《行政命令》，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00页。

　　[38] 为了研究方便，笔者在此将中国大陆以外领域统称为域外，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区。

　　[39] 参见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67页；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第2版，第412页。

　　[40] 参见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第2版，第413页。

　　[41] 转引自赵蓁祥：《行政行为违反程序法规之法律效果――以台湾“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为观察》，《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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