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和加强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性，学者们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行政程序的论文和论著，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也开始规定相应的行政程序，（注：如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1988年国务院发布《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至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行政处罚法》，标志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进入新时期。）中国逐步向宪政时期迈进。

　　4.国外行政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来，除各国行政法的译著大量问世以外，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行政法领域，分别出现了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专著，为我们广泛吸收和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

　　5.加强了对监督行政理论、行政法律责任和行政救济理论的研究，对有关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原理、原则、方式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6.关于行政侵权责任的研究，在侵权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方式以及作为主要行政侵权责任形式的行政赔偿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多成果，《国家赔偿法》正是在行政法学界的这种扎实且富有成效的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7.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政府组织法、廉政建设、公务员法、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国家赔偿、行政法制保障部门、行政管理法、行政救济法、行政程序法等。还有对台港澳及外国行政法的介绍或评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与行政法关系的研究得以展开。（注：1993年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就是以此为主题而召开的。）特别是在行政行为的研究方面，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裁判、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程序等诸多课题。

　　8.研究深度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裁量权的法律控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与功能、司法审查的原理与范围、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界限等专题研究上取得了某些突破。

　　（三）中国法治之路与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关系

　　古代中国法律几乎等同于刑法，等同于刑罚、禁令和约束，基本与权利保障无关；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我们在权力、权利的态度上常常与传统暗合。80年代以来，社会治安逐渐恶化，刑法是镇压之具，严刑峻法，“乱世用重典”的传统观念有所抬头。不仅在国家立法中，而且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大刑法的观念也根深蒂固。（注：尽管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理性思想，使刑法更加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过大，以及刑法学在法学教育中所占比重过大，不能不说我们距离宪政时代尚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

　　宪法则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到相当文明阶段以后才产生、发展起来的。要走向宪政时代，需要经过民法的发展时期。只有民法的大量制定和民法社会的真正建立，才会有宪政法治社会的产生。民法时代的建立和发展，在西方社会经历了数百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中国，也许在数十年内就会完成由民法时代向宪政时代的转换。《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制定，表明走向民法时代的起步，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立法，形成了民法建设的高潮期，标志着我国真正进入了民法时代。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利后就制定了宪法，但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现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表明，我国由刑法时代走向民法时代进而宪政法治时代是个混合发展过程。我国的宪政建设正伴随着民法的发展一同发展。

　　直到80年代末期，人们对法制的认识难免带有片面性：大多只知道刑法、民法和经济法，而不知道行政法；（注：直到1986年，人们在谈法学体系时，往往还是把行政法学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例如，谈到实体法学，有人是这样举例的：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婚姻法学、劳动法学、行政法学等。参见《学员之家》（法律版）1986年第1期。）只强调司法机关要依法办案， 却不知道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政府及其各部门把法律理解为主要是加强行政管理的工具，是行政部门手中的“指挥棒”，甚至认为法律主要是用来管“老百姓”的。并且，在整个法学教育中，规范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现代国家管理、约束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法所占的比重小得可怜。

　　可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行政法真正成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支柱之一；现代化程度低的国家，行政法就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余地。在现代国家，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是基本法。行政法是实施宪法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完备的行政法对推动我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使行政法成为中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行政法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反映宪政法律精神的现代行政法的制定，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在民法建设的同时走向宪政法治的重要进程，使依法行政、民主政治、法治等观念正在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理念。

　　二、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与观念更新（注：参照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跟毛主席谈了历史上的周期率，希望我党“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岁月中，人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民主和自由，得不到法治的庇护，反而亲身体验了人治支配所有领域的苦头。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带来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政治安定：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冲击着中国人头脑中一切陈旧的观念，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人治，迈向法治、民主、自由、富强之路。而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为促成这种转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需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注：邓小平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1983年版第136页。）于是，国家加快了制定法律的进程，1979年至1984 年六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律、决议、决定约80件，有关行政管理的有39件。我国逐步由仅以政策、以领导人指示办事向依法行政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既要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又要规范政府管理行为，还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都离不开行政法。面对机遇和挑战，广大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辛勤耕耘，繁荣了行政法学研究，促进了国人观念的更新和转换。1984年，全国人大负责人开始强调“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注：彭真著《在首都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