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生深刻变革，从理念原则到制度规范进行全面持久的改革和发展，包括行政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制监督的一系列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以适应其环境因素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可视之为多元民主、行为科学、公共选择、专家行政、政治分层、利益集团等多学科的新理论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受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等世界性潮流的影响，各国行政法发生并将在21世纪继续涌现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曰行政疆域的变迁，即从全能政府（所谓行政国家）变为有限政府；二曰行政权行使主体变迁，即从责任政府发展到参与民主；三曰行政法原则的变迁，即从形式法治演进到实质法治；四曰行政目标和手段的变迁，即从管理、指挥、强制发展到服务、指导、合作；五曰行政控权机制的变迁，即从偏重司法审查变为司法审查与行政程序并重。[[15]]

　　从世界主要的法治国家的情况看，21世纪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是：政府在民营化进程中将转移出某些传统职能，同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将承担更多的新职能，故需要依法赋予行政机关相应的职权、职责特别是行政指导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随着世界性行政民主化潮流深刻持续的影响，应当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主动参与行政过程的选择机会，同时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特别是多渠道监督和程序约束）增强对行政的监督效果和追究责任效果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效果和信赖利益保护效果，逐步建立起民主法治政府，具体表现为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包括相应的行政法治理念和制度），即体现出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的现代行政法治系统，从而实现符合现代宪政精神的行政法文化革新目标。

　　罗豪才教授曾专门对此进行过分析，他指出：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并展望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法治理念的确立，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简言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现代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呈现出八大发展趋势：一曰行政法制观念进一步更新；二曰行政价值取向更加合理；三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趋向平衡；四曰行政管理方式趋向多样化；五曰对行政程序价值日趋重视；六曰行政法机制日趋完善；七曰权利救济方式趋于多样与实效性；八曰行政法制方法更加丰富。只有把握好上述发展趋势，才能更加自觉地推动我国行政法在21世纪健康发展。[[16]]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法而言，行政法文化革新的主要内涵和追求就是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得以实现。而这三种精神追求的具体表现，也就是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如下三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进程：

　　1.行政法的民主化进程。例如，行政主体和行政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发展，行政相对人更广泛和主动地参与行政过程，在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更充分的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其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将受到更多关注，更加注重依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公开、非强制性行政方式的采用、监督权利的依法行使等各项行政民主制度的逐步扩大与有效实施。

　　2.行政法的科学化进程。例如，在行政法制实践中更加注重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和行政管理理念与方法创新，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全面推行和电子政府的稳步建立，更加注重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规范与效果、成本与效益的协调和平衡。将科学精神作为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可使行政法制模式更符合我国实际。

　　3.行政法的法治化进程。例如，行政机关的行为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具有更强的预期性，具有“双刃剑”特性的行政权力将更严格地纳入行政法的原则和规则的约束下运作，人权保障更加受到关注和依法推进，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更加充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也将更有效地受到行政法原则和规则的约束。

　　可以预料，在21世纪前期，我国如下重要行政法律和相关法律将陆续制定或修订出台：行政制法，行政强制法，行政（信息）公开法，行政计划法，行政合同法，行政指导法，统一行政程序法，监督法，人大监督委员会法，等等。

　　在21世纪中前期或后期，由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立法技术发展的推动，以及出于对统一法典的功用与价值追求及其他主客观条件渐趋成熟，我国将会有部分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尝试制定统一法典式地方行政法规或规章总编，也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尝试制定实体性（或实体为主）的我国统一行政法典的可能。

　　一国多法域（内地、港、澳、台）所带来的行政法制运作中的矛盾冲突问题，在21世纪前期将越来越尖锐地显露出来，系统研究和妥善解决好这方面问题，与解决好一国多法域带来的宪政课题相配合，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在21世纪前期、中前期将继续受到关注，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形成更多的共识。但总的来看，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各种学说观点（例如平衡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服务论等等）将长期并存发展，共同推动行政法的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交流对话口径不一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常见病”，必须重视解决。中国行政法长期存在的用语不够规范统一（如“规范性文件”、“非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等等不知使用哪一个较为规范）、使用者对某些重要概念（如“双方行政行为”、“行政司法行为”等等）缺乏共识的问题，在21世纪前期将会形成更多共识，到21世纪中前期将基本得到解决，这将大大有利于行政法领域的法律规范适用和学术交流对话。

　　从法律部门和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除本文后面将要提出来进行分别讨论的以外，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将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行政法制实践中的方法手段日趋多样化的同时，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在21世纪将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改进，此系中国行政法（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定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交叉研究、边缘研究、社会调查、试点方法、网络技术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受到更多关注和配合采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程度将显著提高。例如，行政法政治分析、行政法经济分析、行政法社会学、行政法文化学、行政法心理学等边缘交叉研究将有较大发展。

　　同时，与判例在行政法制实务中的作用逐渐加大的进程相适应，典型案例将更多地进入教科书基本内容中去，案例研讨成为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之一，而不仅仅是一种点缀和“佐餐”。同时，在行政法教学领域中，更加实用化的诊所法律教育（或称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将结合国情加以采用并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总体而言，从基本理念、指导原则、基本内容、方法技术、教学研究方式等各方面来分析，我国行政法学在21世纪将进一步从机械法学向能动法学、从静态法学向动态法学、从单一工具法学向综合功能法学演进，这一变迁过程将对整个法制建设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三）关于主体论之发展趋势分析

　　在行政法的一般论、行为论和救济论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主体论在行政法学体系框架中的分量和地位是否会“日趋缩减和边缘化、次要化”？笔者给予否定回答。可以预见，行政法的主体问题研究在21世纪将受到更多重视，主体理论将重新获得较快较大的发展。其中，行政组织法和人员法在21世纪前期和中前期将有很大发展，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划分等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进步，并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限争议（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对行政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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