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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宪政论丛”中，有一本近70万字的著作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海坤教授与其弟子章志远副教授合著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在这部重要著作中，作者不仅对行政法的概念、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渊源，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主体理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指导等行政行为及其效力，行政听证、行政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诉讼等法律制度，以及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历程，在客观评价行政法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该书作为两代学者共同耕耘的结果，具有“起点高、资料全、观点新”等显著特点，旨在“为今日中国孜孜以求行政法学学问的人们提供一张有用的‘地图’或一个指点路径的‘方向盘’”。[1]

一、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全面总结

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伴随着深刻的反思而展开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一书的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地总结和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历程，从“主要进展”和“存在问题”两个方面对其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一） 20年多来中国行政法学的主要进展

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作者从5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行政法学的主要进展，即行政法学基本范畴逐一确立；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初步健全；行政法学基本理念推陈出新；行政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行政法学专题研究日益深入。

⒈行政法学基本范畴逐一确立

“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志。” [2]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行政法学刚刚起步时学界还普遍缺乏范畴意识，进入90年代以后，行政、行政权、行政法、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逐步确立，有的还上升为正式的法律用语。行政法学基本范畴的提炼和系统化，不仅成为行政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为增进学者之间的对话和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重要基础。

⒉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初步健全

理论体系指的是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及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在20多年来的发展中，中国行政法学已逐渐摆脱宪法学和行政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初步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目前，整个行政法学界已经达成如下共识：广义的行政法学包括行政法学总论、行政法学分论（即部门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比较行政法学等；狭义上的行政法学仅指行政法学总论，包括行政法学基本原理、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及行政救济理论等。

⒊行政法学基本理念推陈出新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行政法学界一直侧重于行政法制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对诸如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则关注不够。正如杨解君教授所说的，当时的行政法学研究“更多地表现在为一种支离破碎的权宜之术服务，而不是试图建立一门扎根于真正科学基础之上的‘学’，可以说是‘术’多而‘学’少”。[3]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相继出现了“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政府法治论”、“公共权力论”、“服务论”、“职责本位论”等不同的行政法理念。

⒋行政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行政法学的研究由行政法学总论逐渐拓展到部门行政法学、外国行政法学和比较行政法学。其中，部门行政法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张正钊教授主编的《部门行政法研究》、王克稳教授的《经济行政法论》和《经济行政法基本问题研究》，以及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部门行政法教材；外国行政法学的代表性著作有王名扬教授的《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杨建顺教授的《日本行政法通论》和于安教授的《德国行政法》等；在比较行政法学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张正钊、韩大元主编的《比较行政法》、胡建淼教授的《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黄学贤教授的《台港澳行政法比较研究》、应松年教授主编的《比较行政程序法》、杨海坤、黄学贤教授的《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王学辉教授的《比较行政诉讼法》、皮纯协教授等主编的《比较国家赔偿法》等。

⒌行政法学专题研究日益深入

回顾20多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里程，呈现出由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明显特征。以行政行为的研究为例，除了方世荣教授的《论具体行政行为》、叶必丰教授的《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和章志远博士的《行政行为效力论》这三本基本原理方面的著作之外，专门研究某一行政行为的著作主要有：刘莘教授的《行政立法研究》，杨小君教授的《行政处罚研究》，傅士成教授的《行政强制研究》，马怀德教授的《行政许可》，张树义教授的《行政合同》，以及莫于川教授的《行政指导论纲——非权力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和《行政指导要论——以行政指导法治化为中心》等。

（二）目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只有不断地进行总结，不断地进行反思，才能找出目前行政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使中国的行政法学真正走出困境，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作者用理性、客观、发展的眼光来审视20多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进展和现状，将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⒈行政法学研究内容上的严重失衡

从20多年来出版和发表的相关著作和论文来看，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在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失衡。这些失衡具体表现为4个方面：一是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失衡；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失衡；三是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失衡；四是宏观研究、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的失衡。

⒉行政法学研究课题上的简单重复

近年来，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有近千篇，出版的学术著作也连年增长。如果单从数量上来看，当下的行政法学研究可以说是“枝繁叶茂”。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存在着简单重复现象，有些成果在文章结构、论证方法和材料使用上都非常相似。研究课题的简单重复，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而且不利于行政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⒊行政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局限

理论的困境往往直接源于研究方法的陈旧与落后。作者在分析中国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时指出，行政法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个案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分析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运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数据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扎实的实证研究并不很多；真正高水平的比较行政法学著作也极为少见；对于典型的行政案例迄今为止尚无学人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整理。

⒋行政法学学术争鸣的匮乏

学术的进步与繁荣离不开正常的学术争鸣。然而，在以往的行政法学研究中，除了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主体等极少数问题上曾经出现过观点的交锋之外，学界在其他绝大多数课题的研究中都普遍缺乏深层次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往往都是“自说自话”，使得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无法在相互切磋之中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⒌行政法学研究“跟风”现象严重

作者认为，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研究不可能远离行政法制的现实，但是，过度倡导政治性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学术性的式微。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热，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行政程序热，再到近5年来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WTO与行政法治热，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即将升温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修改热和行政程序法制定热，“跟风”现象的日趋严重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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