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人情面子就会取代规章制度成为职务执行的原则，形式主义（formalistic）的、程序主义的非个人化的管理秩序永远不可能建立。

　　从这两方面看，我国的机关还不足以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理性的官僚制。首先，办公费用没有足够的保证。1978年政府预算外收入相当于预算总收入的31%，到1980年和1990年初，两者几乎相等，1993年作了大调整，至1997年又基本回到1978年的水准[22].其次，官员的工资水平不高，无法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特别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策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里的“一部分人”是排除官员的，因此，没有可以改善官员待遇的合法途径。怎么办？机关方面创造出摊派、收费、罚款[23]以及办企业等办法。官员个人方面要么下海经商，要么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这个时期中国老百姓嘴边挂着许多新词语，如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官倒、三产、下海。一旦整顿起来，就把许多机关、官员普遍置于违法或者犯罪的境地。寻根究源，堕落的激流既已形成，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多怪它们的呢？除了杀一儆百，反腐败又岂能“违法必究”？

　　四、 腐败中国

　　当今腐败之泛滥，罄竹难书。腐败的破坏性之大从最高法院院长每年向人大的工作报告列举的严惩职务犯罪挽回的经济损失的数字中可见冰山一角。然而，腐败的危害决不能仅仅用经济数字[24]来衡量，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影响更大，特别是经济上升时期有人甚至认为一定程度的腐败还有其积极的作用。腐败最可怕的后果是降低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受度，逐渐削弱政权的动员力。当腐败遍布并渗透到政治机体的核心部门时，执政党也会产生深刻的集体破产的危机感，认为长此以往将“亡党亡国”。由是观之，腐败既殃民又祸国，作正本清源的反思和处理不仅是执政党的任务，也是共和国每一个诚实而有正义感的公民的责任。

　　既然腐败的实质就是私欲与权力的结合，那么绝对地消除腐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灭私欲，二是灭权力。没有私欲，人就成了神仙，也就不再需要政府；如若消灭权力，就使人类回归霍布斯丛林（The Hobessian Jungle）。两者均不现实，因此任何国家都只能相对地防止腐败，办法就是严格地界定权力的界限，制约权力，防止权力和私欲的结合。中国当今如此腐败，除了社会的原因，我认为重要的是支撑体制的观念是虚幻的，没有正视人性的弱点，从而在体制安排上缺少对于权力的制约。从财产权和财产观念的角度看，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道德神话的破产；权力所有者的退隐；国家-私领域的非平衡性。

　　1、 道德神话的破产

　　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基于某种人性观。共和宪政主义假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至高性，即人的神圣性，同时又耿耿于人的迷误和弱点，结果落实到宪法的设置上，一方面突出人权保障原则，对人民持信任态度，另一方面突出有限政府原则，对统治者持不信任态度。这样，国家便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与此相对照，中国纯粹建立在道德的结合上，贯穿整个政治社会结构的终古不变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统治者有如子民家父，是全体臣民的幸福所寄。儒家学说主张内圣外王，倡导修身。身修好了，家治好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这与共和宪政主义正好相反，对统治者虽然以高标准要求，但总体是持信任态度，对被统治者持不信任态度（民可使由之）[25].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政体还处于神权政治的阶段。 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把历史上的统治者和自己的政治敌人看成自私的，称其为剥削者，而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无私的公仆。而且执政党也确实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官员，在制度整体上努力谋求人民利益和一党领导的同一化。为道德教育的目的，为了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成为旧社会的衙门老爷，我们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的道德寓言故事；塑造了一尊又一尊的道德偶像；创造了一条又一条的标语式的戒律；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反腐运动，试图割除不小心长出来的自私的小尾巴。在制度上，我们实行低薪制，假定人民的政府官员除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别无所欲。同时我们曾经也不允许私人财产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有正当的地位，对整个社会的劳动实行控制，将社会道德问题政治化，将私人领域公共化，试图将全体公民塑造成共产主义的新人，以便将来可以一起进入共产主义。 这种道德神话不可谓不伟大，倘若这种道德神话是真实的，或者制造道德神话的努力成功，那么，人民对于政府还有什么可责求的呢？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诚如麦迪逊所言，“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制约了。”[26]当然，即便如此，从个体的本性和自由而言，也未必是可长期忍受的。问题是，万一官员的德性靠不住，人们有什么救济呢？事实是，一旦国家对于私人领域的道德失去控制力而且谋求私利的机会增加，国家就突然发现自己对于官员的道德也同样丧失控制力。虽然经过上述种种努力，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么疯狂的腐败，似乎人们起码的道德堤坝都冲垮了，余下的只是突围后猛烈的反扑，长期的道德经营一夜间破产了。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内圣型官员的假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谬误，就铸成了今天的灾难？是不是社会道德问题的政治化，灭私欲的教育和运动，除了短期效应外就注定不具有持久的力量？其实，灭私欲以防止腐败的思想，中国古人领悟最深，应用最绝，太监制度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应该承认，生理的阉割确实能达到防止贪色的目的（可是在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太监除了贪不了女色，又有几个不是恶人？），但道德的阉割在成效上却永远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还是让我们现实地面对人性，多一点对法治的信仰，少一点道德的虚幻吧！否则我们何时才能走出神权政治的阴影？我的意思不是要否定一切的道德努力，不是要取消终极的关怀。相反，我深深领会公民美德是共和国最终的依托，我想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由于公民没有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实现的请求权和获得赔偿的权利，因此道德不能作为共和国公民的起码依靠。共和国政治健康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须依托法治的制度框架，离开法治，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想和规范上的制度，是一个“圣人”的国度，是令人神往的彼岸，可是我们在过渡到彼岸之前，如果忽视了公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便背离了共和政体，难免淹没在腐败的汪洋大海之中。

　　2、 权力所有者的退隐

　　对于任何一种权力所有制，如果权力所有者退隐（君主立宪制的君主虚化除外），腐败就是必然的，区别无非是时间的早晚和严重程度而已。在君主制下，君主的链条一断，每一个官员都成了所有者；在共和国，如果公民没有美德，不再爱共和国了，或者“民智未开”，选举制度流于形式，那么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便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力的占有制，相应的统治方式是军政或训政。

　　中国自满清王朝寿终以来的权力体制一直存在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即权力的所有制与占有制之间的悖论。为了使占有制永久化，那就必须使所有制虚化，使权力的所有者退隐，公民政治权利注定只能是纸面的文字符号，从而从本质上否定了认真对待宪法的可能性。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27].这种权力-服从的压制型太平是否定公民主体性的稳定，是没有活力的稳定。这样的权力结构具有高度的自生性、自主性和封闭性，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社会负责。是否会腐败、什么时候腐败就取决于权力体系的自洁功能的发挥。政治道德与纪律、严刑峻法是其两大自洁法宝，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道德与纪律的作用无异于空气清新剂，严刑峻法不过是小扫除或大扫除。由于门窗禁闭，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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