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谋求利益最大化呢？当然是私有财产或者从财产权分离出来的某种权能。腐败被批判，本身隐含着一个禁令：国家权力不是私有财产。倘若是私有财产，那么以权谋私乃是人的正常本性，何错之有？谋求私利的最大化正是财产权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我们谴责腐败其实在谴责某些人从心态上、行为的性质上或者明目张胆地或者偷偷摸摸地把国家权力当成了私有财产来对待。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进一步把腐败行为与财产权以及人们关于财产的心理进行深入的类比呢？当然，我决非要为腐败正名，说公共职位应该成为私人财产，相反，通过类比，我想使人们更清醒地看透腐败的本质。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将权力观念系统地引回财产权的概念，放回财产权的分析结构重新审视之。

　　二、 权力所有制

　　权力（power）有心理或物理意义，有法律意义。我们关心的国家权力，乃其法律意义。一种法律关系的改变（形成），无外乎源于下述两种情况：1、人主观控制不了的事实；2、人的主观控制的事实。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便说该人有权力。上述分析，其实是一种私法的思维，对于公法来说，是真实的，但不充分。国家权力，是集中的，而不是分散在各个个体手中，不像作为财产权权能的立遗嘱或委托他人处理财产之类的简单分散的权力。国家权力的归属，不外乎这样几种形式：君主制，共和制，君主共和混合制。结合权力的使用权的配置特点，我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所有制单独列出。 以下分述之。

　　（一）、君主制

　　纯粹的君主政体，指的是由单独一个人依照基本法律治理国家的政体[6].从所有权意义上说，在君主制下，君主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各级官员都是它的仆人。那么，君主凭什么可以主张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呢？如果说是暴力使其获得了权力，那是不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而且根据暴力的原则，其他人同样可以揭竿而起，弑君夺权，这显然不利于守天下。因此，君主制必然比附某种宗教，将君权神圣化。一切古老的民族都曾经奉行过君权神授的信念，中国历来就深信君主授命于天，称其为天子。 在君主制下，君主腐败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只有在道德或宗教层面上才有意义。 在君主制下，权力对于君主来说是典型的私有财产，因此，排他性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处置权、遗赠权以及无期限等财产权的权属都存在于君王手中。只要人们不推翻他，人们就不能阻止他行使上述任何一种权能。但是纯粹的君主政体下君主并不是可以反复无常，胡作非为的，要防止君主政体堕落为专制政体，就必须凭借两个力量：一是中间层，即贵族和僧侣；二是法律。正因为这两种力量的连续不断的存在，因此，作为君主国的英国才成了世界宪政的母国。 对于各级官员来说，由于他们不过是君主的仆人，对于他们的官位是不能主张权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权谋私就是腐败。这对于建立了官僚制度的君主制来说，是真实的。但是在欧洲封建时期，许多王室官员变成了土地贵族，他们的官职与采邑不可分割，被视为他们的个人财产。或者说，官职变成了采邑的附属物，变成可以继承的，虽然不象君权那样具有绝对性，但封地所有者及其继承人对于统治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在这样的体制下，利用官职从采邑中受租，乃是正当合法的事情，谁也不会斥之为腐败。当然贵族对于官职的所有权是君主的封赐，不具有绝对性。但贵族权力的存在客观上制约着君主的权力，使君主权不具有绝对性。

　　（二）、共和制

　　如果说君主国是一个独资企业，那么共和国就是以全体公民为股东的且每个公民的股份相等的庞大的公司[7].在共和国，从政治原则的立场看每一个公民都是股民，从法律角度说选民才是股东。定期的选举就是股东大会，代议机构则是董事会。政府首脑是总经理，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负责管理。政党可以看成股东利益分群的产物和竞争总经理职务的组织。在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归于人民，由于实际的原因，人民多数时候不能直接使用、经营，因此必须委托给政府，但人民保留处置权、收益权及基本自由。从宪法上说处置权就是选举权、罢免权以及反抗权，收益权体现在公共利益原则中，此外，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所有是无限期的。人民处置权与收益权是不可让渡的，一旦让渡，那么人民就丧失了作为股东-共和国公民的资格。人民的自由也同样不能让渡，否则自然的逻辑结论就是全权国家。这些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权，人权是制约国家权力，衡量国家权力实质合法性的准则。

　　为什么国家权力归于人民呢？这是近代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从文化上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把人树立为主体，将人从对神的跪态中拉直，理性被树立为最高的原则，一切的权威必须从人性特别是理性中寻找合法的根源，而且这种观念只能假定人是平等的，从而国家的权力只能推定为人民的让渡。现代政治制度建立在理性的建构主义和契约原则的基础上。宪法就是一个政治契约，是设计国家权力结构的蓝图。现代宪政主义被资产阶级革命利用、付诸实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最后变成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一种被认为处于历史发展最高阶段的文化，欧洲此前的文化及其它非欧洲文化被斥责为低级历史发展阶段的落后文化[8].人民主权的观念也成了无视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成了批评落后政治文化的命令。

　　共和制下，人民是否会腐败呢？从道德的意义上说人民是可能腐败的，而且共和制特别强调市民美德，一旦人民整体腐败了，共和国便不复存在。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人民整体的腐败是说不通的，因为人民的意志是自由的，其表示就是国家法律。但是，个别或部分公民的腐败不是稀罕的事，这主要发生在选举中，当个别或部分选民收受候选人或其政党的贿赂时，他们出卖了自己的权力（选举权在宪法上一般称为权利，但本质上政治权利同时也是一种权力。），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权力作为商品来交换，这样他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公民的品德。 对于共和制来说，选举制度是基础。除了贿选，还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选举权是否可以放弃？第二个是，什么人有选举资格？第三个是，每个选民的选票是否等值？

　　我们知道公民对于私有财产是可以浪费或销毁的，那么选举权是否具有这个特性呢？按照卢梭的社会公意概念，选举是全体国民的事，选举是固有的权力，同时公民有选举和不选举的自由，但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多数人倾向于把选举视为一种社会职务，是为公共利益而设定的一种职务，这样导致后来将公民区分为积极公民和非积极公民的做法。从现在的实践看，选举被普遍设定为权利，公民有不选举的自由，但不能割让，不能实质性委托[9].如果大量的公民对于选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时，那表明他们已经不爱共和国了，从政治道德上说，他们已经腐败，但法律对他们却无可厚非。

　　普选权的确立是近现代民主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过去选举的限制主要有四项，即性别、种族、财产、教育，主要的理论是把选举看成履行公民职责的行为，它需要在乎和爱护社会秩序的诚心以及一定的理性能力与判断能力。随着女性的解放和教育的普及，选举权逐渐推广。但是，现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年龄的限制，低于某个年龄的公民虽然从政治原则上说也是主权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法律上他们没有选举权，而且和财产权不同，由于选举是严格的个体性权利，所以也不存在由监护人代为行使选举权的制度。 至于每个选民的选票价值，这首先是一个原则问题，其次也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技术。从平等的原则上说，首先必须废除复数选举权，规定每人只有一票的权利，如果每一个公民的主权必须同他的财产成比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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