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和技术障碍。并且，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大为增强，能为更高层级的直选提供充分的经费、物质和设施保障。

　　上述分析可见，中国直选制发展确实已经具备向上推进的一些有利条件，但直选制发展的艰难历史也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面对和克服一些现实的困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因深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以及因对选举研究不够而存在的诸多观念误区问题。这些观念误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还会起着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前面已经探讨过一个误区，即只有等各种社会条件均较为完备时才可以实行中高层直选制。下面则主要对其它几种观念误区稍作分析，以破除它们的不良影响。

　　误区之一是“选举选举多此一举”、“选举选举上面选举”。这种错误思想一者反映了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文化（含荐举、察举和科举等中国传统选举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选举中的走过场现象。它看不到选举的价值所在，自然更看不到我们第一章所论述的直接选举的意义。在普通公民中，它往往具体表现为怕麻烦，参选热情不够；在一些政治领导者那里，它则表现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选拔和任命制，而不习惯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制，并且在他们看来选举都仅具有形式意义，因而他们也视选举为“麻烦事”。这种选举观，特别是一些领导者的这种选举观对直接选举制的发展十分不利。

　　误区之二是直接选举会妨碍党管干部原则的贯彻，并因难以控制而会引发政治不稳定，尤其可能激化中国的民族和宗教等矛盾和冲突。人们习惯于过去任命式的党管干部模式，所以就认为让普通选民参与抉择干部的直接选举制会妨碍党管干部原则的贯彻，不利于党的组织领导的实现，从而影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定；也担心直接选举会受宗教和民族矛盾等因素的冲击，并进而可能引发这些方面的严重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其实不然。过去以任命式为主的党管干部模式曾有过历史合理性，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它必须转变为以民主选举式为主，即执政党主要通过法定的选举方式向国家机关选派主要领导干部和人民代表。在这种条件下，只要执政党真正代表各族各界人民的利益，制定的政策为各族各界人民所拥护，并掌握前述直接选举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些规律，利用好直接选举工具，就既可以用民主的办法更主动地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也能选出党和各族各界人民都比较满意的合格人选，增强执政党的代表性，更好地实现党管干部原则，更持久地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其实，多年以来中国县乡人大代表和基层自治组织的直接选举在总体上的成功运作应能打消这方面的担忧和疑虑。

　　误区之三是直接选举会出现贿选等腐败现象。确实，贿选等腐败现象在任何实行直接选举制的地方都难以完全避免，但参选选民众多又真正规制严格的公开竞争式直接选举出现贿选等腐败问题的可能性却少得多，即便出现也易于被揭露和惩办，毕竟竞争各方就是最得力的监督主体。相反，过去我们习惯的任命制或间接选举因为拥有决定权的人数较少，又很难完全做到公开公平竞争，反倒容易出现买官卖官等严重的腐败问题。近年来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的背后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可见真正规范的竞争式直接选举制不仅不会助长腐败，反而可以有效地遏制目前腐败现象的蔓延。

　　正因为上述观念误区的存在，人们对直接选举才要幺是消极冷漠，要幺是恐惧担忧。也正因为如此，一般说来，人们才不会去思考到底何时能够实现它，又如何实现它，以至于中国的直选制发展始终没有战略规划上的指导和约束。这样，即便不为其它因素所干扰，人民代表直选制也不会在条件成熟后及时地向更高层级推进。

　　鉴于此，世纪之交的中国既然已经基本具备将现行直接选举的层级再向上推进一步的条件，那就要抓住时机，尽快果断地推动这一进程。不仅如此，我们此刻还必须制定出既积极大胆而又切实可行的直选制长远发展规划。

　　首先，制定直选制长远发展规划是中国未来20多年或更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任务所迫切需要的。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任务，积极应对入世的各种挑战，全面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要按“三步走”战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这两大任务都非常艰巨。尤其是体制转型和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的是社会矛盾空前增多和尖锐，这就需要社会有更加正常的民主“减压阀”来化解矛盾，实现稳定。同时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公民的参政欲望也会随之增强，这就更需要预设制度化的参政方式来满足人们的参政需求。只要能做到民主发展的步骤稳妥、协调，制度配套、合理，就不但不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反而能增进社会的稳步发展。否则，如果制度总是滞后，现有制度所能提供的渠道不能满足人们的参政要求，就会造成亨廷顿所言的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总存在的政治不稳态问题。而如前所述，人们参政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直接选举，因此，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势必都要求我们，现在就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真考虑直选制的发展步骤问题。

　　其次，从中国直选制本身未来的发展任务来看，制定长远发展战略也是刻不容缓。我们从县级直选到全国直选还要跨越三个层级，每一次跨越都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的直选制发展的任务还包括在直选层级提高的情况下完善有关直选制度的问题；甚至还可能涉及直选制的对象范围要扩大（直选县长和乡长以及执政党的地方党代表和地方领导）等配套制度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推进直接选举制的进步必须不妨碍社会稳定，必须有利于我们社会顺利地转型、过渡和发展。这样，只有制定出长远发展规划，同时又根据某一阶段的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我们才能胸有成竹地把中国的直选制向更高的层级和更大的范围推进。如果计划周密，措施得力，一切步骤均较为顺畅，我们甚至可能提前实现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相反，若不能未雨绸缪，只是消极地等待一切社会条件的完全具备，恐怕即便条件具备了也不能及时地将直选制向更高层级推进，并且即便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未必能全面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尤其是如果不能适时主动推动这一民主化进程，非要等到政治危机十分严重时才被迫进行选举制改革，后果只能不堪设想。我们应该记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及早筹划，积极领导和推进直选制的发展进程，以尽快让中高层人民代表的授权直接来源于人民，增强人民政权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经过全面比较各国直选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再切实结合中国的国情，初步粗略地拟定出未来20-30年“渐进加优先”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直选制发展战略，并围绕这一战略构思出一个完善直选制的有关计划，还就营造直选制发展的良性社会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

　　第二节 渐进加优先-提高直选层级的最优战略

　　中国20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走的是渐进之路。渐进之路虽然进程缓慢，但符合社会良性运转和协同共进的要求，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较小。英国渐进政治发展之路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政治改革的效果也能说明这一点。当然，渐进之路的具体走法也会有差异。有的可能是自上而下地走，有的则可能是自下而上地开展。中国现今的机构改革就是自上而下逐层推行的，而中国的直选制发展历史至今则是自下而上逐层推进的，因而未来也很难摆脱这一“路径依赖”。

　　中国直选制发展的未来之路之所以仍将采取渐进方式，除了对历史的“路径依赖”外，还在于广大选民对高层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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