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免除于司法审查范围之外。[50]简言之，第一修正案意在通过剥夺法院对一般性的土地改革措施的司法审查权，来防止1951年Kameshwar Singb判决的重演。[51]随后，当Kameshwar Singb案进入上诉审时，最高法院判决[52]认为第一修正案确实使得改革法案免于严格的司法审查，但判决[53]中法官的多数意见仍认为，法院所被剥夺的权限所影响的仅仅是补偿的量，而非对公共目的的要求，接下来法院以和公共目的的要求不符为由，否决了两部改革法案中的相应条款。这一判决被视为是蔑视对议会中改革论者意图的信号。[54]

　　1952年到1956年的一系列判决进一步显示出司法蔑视议会的迹象，但这时司法对改革的抵抗主要是以财产权条款为基础，而不再去仰仗平等权条款-大多数判决转而去关注补偿的充分性。这些判决中最重要且最有影响的当属State of West Bengal v. Subodb Gopal Bose案，[55]在该案中最高法院[56]采取了不寻常的主张，即将宪法第31条各款视为一个整体，而不能对其加以孤立的解读，结果是根据第3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征用（第31条第2款）和剥夺（第31条第1款）都应给予补偿。[57]法院采取这样姿态[58]的后果在于，这极大的限制了政府不给予补偿就引入限制财产权的规制措施的能力，而财产权条款中补偿要求的范围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59]乃至包括了对财产权的剥夺。[60]

　　在State of West Bengal v. Bella Banerjee案[61]中法官们的一致判决意见，代表了最高法院对财产权条款的保守立场的发展新阶段。在该案中，最高法院[62]判决宪法确实给立法机关留出了充裕的回旋空间，让他们来确定计算补偿数额的原则，然而法院还是有权限来确定是否对构成“财产权的真正价值”的所有要素都已加以考虑，是否考虑了需考虑的相关因素。在该判决中，最高法院向国会力图排除法院对征用补偿的管辖权的努力提出了挑战，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补偿不能和全部价值相关联，或者与征收财产价值不对等，那么法院可以以不合理为由将其撤销。 这是帕坦伽利·沙斯底利首席大法官在任期间所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适用于对各种改革努力的审查，这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63]

　　之后在Saghir Abmad v.The State of Uttar Pradesh案中，[64]最高法院遵循了在Subodb Gopal Bose案中所采取的进路，法院判决如宪法第31条第2款所意指的那样，对财产权的剥夺与对财产权的征用没什么区别，因此也要求补偿。由于法律中没有对补偿作出规定，因此可以确定该法并非是从征用权（power of eminent domain）立场出发的征用法律，而是从警察权出发的规制法律，因此宣判其违宪。[65]

　　1952年到1956年间的保守判决，将最高法院和议会之间的冲突由平等权领域转向财产权领域：由于把宪法第31条第1款和第2款联系起来阅读，也就根除了在不可补偿的财产权的剥夺与可补偿的财产权的征用之间的差别；政府看似十分正当的具有宪法裁量权，可以针对每一补偿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如其分的考虑来决定补偿额，但这却为补偿要与财产权完全等量或者体现财产权真正价值的理解所阻滞。面对这些判决议会的回应是在1955年颁布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对宪法第31条予以简化和改写，从而推翻了这些保守判决。第四修正案清楚的表明，在Subodb Gopal Bose判决后所遵循的将宪法第31条1款和2款联系起来阅读的进路是错误；第31条第2款适用于有补偿的对财产权的征用，第31条第1款则适用于以警察权为根据，非征用型且没有补偿的限制财产权的规制措施。进一步的，修正案在第31条第2款中插入了一款，规定不得根据宪法第31条第2款的规定，以补偿不充分为由来宣告任何法律无效。[66]第四修正案的最重要影响在于，恢复了非征用型且无补偿的限制财产权的规制措施的存在可能性，而征用补偿的范围则受到了限制。

　　在1956年到1970年间，法院对第四修正案中加入的条款又作出了回应，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旨在重建其对补偿问题的管辖权。第一个重要的判例是Kochuni v. States of Madras and Kerala案，[67]在该案中Subba Rao法官[68]沿着一个新方向，改变了Sastri法院时期对宪法第19条和第31条的解读。他指出，第四修正案只是清楚的表明，宪法第31条第2款只适用于对财产权的征用，宪法第31条第1款中所提到的剥夺是指因非征用型的财产权规制而导致的剥夺，如是而已。他认为这意味着对宪法第31条第1款规定的剥夺财产权的评判，必须要和宪法第19条特别是第19条第5款结合起来进行，第19条第5款规定的是对财产权的限制必须合理。这样就在宪法第19条和宪法第31条第1款间建立了新的关联，从中导出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构成了法院对剥夺财产权的管辖权来源的新基础。[69]Kochuni判决在其后的Vajravelu Mudaliar v. The Special Deputy Collector for Land Acquisition， West Madras案[70]中也得到了遵循和适用。在该案中法院避开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增加的条款，法院援引了早些时候Sastri法院时代的State of West Bengal v. Bella Banerjee案判决，[71]指出尽管第四修正案排除了法院决定补偿是否充分的管辖权，但法院仍有判断补偿计算的适用原则是否不合理的管辖权，法院可以来判断这些原则是否与财产权的价值相关联。实际上，法院尽管不能去判断补偿是否充分，但它还是收回了对判断补偿是否合理的管辖权。[72]该判决为Union of India v. The Metal Corporation of India Ltd案[73]所遵循；而更为重要的，它为著名的RC Cooper v. Union of India案（又称“银行国有化”案）[74]所遵循。

　　在RC Cooper v. Union of India案中，[75]涉及到了1969年颁布的《银行公司（事业收购和转让）法》，该法规定了对主要商业银行予以国有化。[76]法院援引了在Kochuni案和Vajravelu案判决的多数意见，法院判决法律所规定的确定征用补偿的原则是不相关的，因此也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征用影响的是整个行业的方方面面，而所规定的确定补偿原则仅限于资产价值部分。因此法院判决该法整体上无效。这一判决激起了与国会面对面的冲突，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宪法第25修正案，推翻了银行国有化案的判决。[77]在银行国有化案判决后不久，在1971年2月的选举中，国大党在两院都赢得了三分之二多数，国大党在竞选运动中的特色在于，它注入了反对司法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情绪，大选后不久新政府针对Golak Nath案[78]和银行国有化案而颁布了宪法第24和25修正案。[79]第24修正案意在通过明确规定来让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服从于议会的修宪权，来推翻Golak Nath案的判决。而第25修正案则意在试图连对补偿问题的司法严格审查也一并取消。第25修正案删除了第31条第2款中支付“补偿”（compensation）的义务，代之以支付“某一数额”（an amount）。在Kesavananda v. State of Kerala案中[80]，这两个修正案的效力都受到了质疑，这也成为了法院抵抗立法机关的最后机会。

　　在Kesavananda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13名法官中的7人）判决国会不能去废止宪法的基本特征、基本结构或框架，以至于改变了宪法的性质。[81]然而，如一位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在意见书中指明的那样，[82]财产权并不构成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构成宪法的基本基本结构或框架”。因此，第24和第25修正案为多数意见所支持。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最终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对补偿是否足够合理的管辖权。[83]Kesavananda判决实际上是一场妥协，使得政府可以自由的对宪法上的财产权加以限制，也没有完全剥夺法院对关于宪法修正案效力的管辖权，这场妥协为立法机关和法院间围绕财产权冲突的终结奠定了基础。然而不久后出现的政治困境促使甘地（Ghandi）宣布国家紧急状态。[84]随即提出的讨论建议乃是要起草一部新宪法，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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