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宪法判例生效之后构成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权威，但是，法院又不排除推翻前例的可能性，因此，进入罗伊判例的第三个问题-法院是否应当回应公众反应而推翻前例？

　　尽管，围绕罗伊判例的争议始终是以宪法解释为脉络，以法院的合法角色为焦点，但是，争议的原动力是利益的合法性竞争。一方面，罗伊判例宣告妇女堕胎合法化，另一方面，罗伊判例冒犯了美国社会的其他价值判断，打破了传统形成的合法性边界。罗伊判例对笃信生命从受孕开始的宗教是一种亵渎：当法院宣布胎儿不是生命的时候，一个世俗权威侵入了宗教权威的传统领地；反对罗伊判例的呼声之所以如此激烈、广泛和持久，司法和宗教结怨是一个重要原因。罗伊判例对各州立法权构成了严重挑战：罗伊判例的妊娠三阶段划分实际上是给各州政府提供了一个立法纲领，联邦司法如此激进地侵入各州立法领地，自然引起强烈抵抗。

　　罗伊判例对合法利益的传统边界的冲击远远不止是生育自主问题。当法院宣布堕胎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时，就拉开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利益合法化之争的序幕：

　　1.既然生育和堕胎都是受到平等保护的权利，那么，政府资助生育，而不资助堕胎，是否违反平等保护规则？政府分配社会资源的合法性面临挑战。

　　2.既然堕胎是一种隐私权，那么，同性恋为什么不能也是隐私权，同性恋伴侣为什么不能得到和异性配偶一样的福利待遇？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收养子女，为什么不能相互成为法定继承人？

　　3.既然堕胎是个人支配其身体的自由，那么，安乐死是不是一种自由？人是不是有自杀的权利，医生是不是能够帮助病人实现这种权利？当一种传统的“非法”主张得到“正名”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类似的非法主张与之附会、认同，纷纷要求“正名”，从而导致重新划分合法利益边界的系列争夺战。

　　罗伊判例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解释问题，而是对立各方通过法律解释扩展自己的合法领地，重新划分合法性边界。但是，罗伊判例提出的法律问题又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从最高法院自称拥有违宪审查权之后一直争论不休的老话题，人们就这些老话题进行争论，决不是为了“统一思想”或者求大同而存小异，而是因为每当一种势力试图改变传统边界的时候，主张保持原状和改变边界双方的论调总是围绕老话题而展开新的一轮较量。

　　本文作者试图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观察一个争议了20多年的判决，揭示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之后，才能找到一个有限而合理的目标。作者对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和理论进行质疑，只是试图显示每一种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既无意推翻任何一种观点，也无意寻求唯一正确的解释方法和理论。在价值判断和方法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争辩法律解释问题并不是出于寻求共识的冲动，而是因为一个必须得到回答的法律问题并不因为人们缺乏共识而消失。因此，法律解释的重要意义在于：个案本身引出了争议，争议暴露了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一方面，争议显示了某种理论和方法得以合理存在的界域，另一方面，争议激发人们越过一个特定的界域，去开拓其他理论和方法。

　　本文分为5部分：

　　第1部分介绍美国各州堕胎法形成的背景，罗伊判例、韦伯斯特判例和凯瑟判例的主要案情和审判理由，提供进入问题本身所必需的事实和读者或许有保留价值的资料或者资料索引。

　　第2部分围绕法院是否有权通过解释宪法而审理罗伊判例的争议，讨论司法和民主的分界。

　　第3部分围绕法院在罗伊判例是否正确解释宪法的争议，讨论法律解释的方法和理论问题。

　　第4部分围绕法院是否应当回应公众反应的争议，讨论法院服从法律、遵循前例和回应公众反应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5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一、 美国的禁止堕胎法和最高法院对该法的违宪审查

　　（一） 禁止堕胎法的形成

　　在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各州并没有禁止堕胎的制定法。根据普通法规则，在胎动（quickening）之前堕胎为不受起诉之过失。职业医生是推动美国堕胎禁止法的主要力量。美国最早限制堕胎的法律并不是为了保护潜在生命，而是惩罚使用草药打胎的江湖郎中，例如：1821年康纳狄格州的“反毒剂法”（anti—posioning statues）。职业医生团体游说该法是试图借此建立行会垄断，打击竞争对手。1859年，美国医疗协会（AMA）呼吁各州禁止没有执照的医生从事堕胎，以防止非法堕胎造成伤害事故。1871年，美国医疗协会从道德立场攻击堕胎，它的一份报告指责堕胎妇女“无视因婚姻契约而承担的义务，只享受婚姻快乐，而不承担婚姻责任和生育痛苦”。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Comstock法，禁止传播关于堕胎和避孕的信息。到1900年，除一个州之外，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法令，将堕胎定为犯罪。除利益集团的影响之外，驱动立法者禁止堕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生率急剧下降。在19世纪末，美国已有四分之三的已婚妇女采取避孕措施，堕胎与生育之比在1∶3到1∶5之间，美国当时的出生率下降到1800年的一半，出生率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中上层清教徒家庭。这种状况在当时引起许多担忧：有人认为，清教徒出生率降低，而其他移民的出生率增加将是一种“种族自杀”；有人认为，性行为和生育分离将导致妇科疾病、心理退化和社会不安定。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修正了它的教义，谴责堕胎是扼杀生命，而天主教对堕胎的态度，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对堕胎的道德评价。〔5〕

　　美国堕胎法律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而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虽然，堕胎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强制实施，堕胎现象是否因为堕胎法的存在而得到遏止，是一个疑问，但是，堕胎的非法性不容置疑。

　　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中期制定的堕胎法无法容纳这些变化，冲突不可避免：

　　1.堕胎法对50年代之后出现的职业妇女阶层有诸多不便。其一，职业妇女将青春投入教育和就业，选择单身和晚婚成为普遍现象，而禁止堕胎使许多职业妇女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改变全部生活；其二，在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现代社会，妇女因离异而成为单身母亲是婚姻本身蕴含的风险，禁止堕胎一方面增加离婚难度，另一方面造成单身母亲，对职业妇女明显不利；其三，在某些情况下，堕胎成为妇女避免后果严重的生育风险的唯一选择-职业妇女初次分娩的平均年龄较大，而弱智儿、畸形儿与妇女生育年龄偏高有关；

　　2.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堕胎成为一种安全、简单的手术，以保护妇女健康为理由而禁止堕胎，其正当性令人怀疑；

　　3.在现代社会，人口控制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个人不能控制生育，社会对生育自然状态完全无所作为，那么，人类将因为人口膨胀而深受困扰；

　　在罗伊判例之前，堕胎法受到的批评包括：

　　1.美国平均每年有100万起堕胎，堕胎法失去可行性；

　　2.江湖郎中的非法堕胎平均每年造成1，000到10，000名妇女死亡和更多妇女终身的身心损害，禁止堕胎的法律不是惩罚那些非法行医的江湖郎中，而是迫使那些陷入困境的妇女铤而走险；

　　3.意外怀孕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法律强迫妇女承受这一事件的灾难性后果-失业、退学或者成为单身母亲-是不公平的。

　　（二）从罗伊到凯瑟（1973-1992）

　　1.罗伊诉韦德（1973）〔6〕

　　1969年，一位化名杰恩罗伊（Jane Roe）的妇女向德克萨斯州刑法提出了挑战。

　　德州刑法规定：除了依照医嘱、为拯救母亲生命而进行堕胎之外，其他一切堕胎均为刑事犯罪。原告罗伊声称：她遭受强奸而怀孕，德州法律禁止堕胎，她又付不起钱到那些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故不得不继续妊娠；分娩之后，她将孩子交给了不知身份的人收养。罗伊认为：一个孕妇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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