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裁定。[27]当然严格的说，重新审理很难说是一种标准，它只是规定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进行重新审查，至于在重新审查中法院采取宽严不等的何种标准还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和事实问题的性质来确定。当然，法院采取的标准可能是实质性证据标准，也可能是专横、任性或滥用裁量权的标准，或者其他判断标准，总之，在重新审查的时候还是存在一个选择适用标准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重新审理标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法院可以不顾行政机关的意见和判断，而以自己的判断代替了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

　　在具体的案件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是极为困难的，有时某个问题到底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解释为二者都具有合理性。况且，有时单纯的看一个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直接关系到法律的适用，所以这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发生混合。对于在法律和事实问题发生混合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审查的标准呢？当事实与法律问题混合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事实因素占了主要地位。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必须根据他们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确定事实存在的情况和法律意义。由于对事实情况的认定决定了法律的适用，所以法院对二者混合问题的审查原则上采取对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但对混合问题的审查标准也并非是绝对的依据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而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采取近似于法律问题的审查标准。比如区别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所做出的决定，考虑行政机关对待相同或类似情况的决定前后是否一致，区别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就相同或类似情况做出的决定是否一致等因素。在行政机关的前后决定或不同行政机关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所做出的决定相矛盾或冲突时，或者接受行政机关的解释将可能导致对法治制度的根本违背时，法院对其审查的标准将参照法律问题的解释标准进行。对于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中，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关于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将在以下的“法律解释的合理性规则”一章中予以详细阐述。

　　五、余论

　　阐述了司法审查的合理限度，在把握这些限度时，我们应当遵守的相关的司法审查的标准和方法。显然，司法审查涉及的问题很多，而这个度的准确与合理的把握，是很困难的，而纯粹的抽象理论更是难以全面而准确的概括和总结。除了以上的几节所阐述的方法和规则以外，在实际的司法审查中，特别是在立法领域中，还需要平衡民主程序与司法审查的强度之间的关系-当某些法律或行政措施所涉及的民众人数众多，而在正常的民主程序又可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对于这类案件的司法审查应当采取极为宽松的标准，最大限度的尊重立法或行政机关的民主决定，因为在正常的民主体制下，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得到保障。反之，当立法剥夺的对象可能是孤立的少数人的宪法权利或其他正当权益时或者正常的民主程序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时，法院应当采取严格的审查标准，因为若民主程序不能正常行使时，人们将失去了救济的途径和机会；或者虽然民主程序正常，但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对少数人也可能形成一种系统压制，将使孤立的、分散的少数很难从现有的民主体制和程序中获得合适和必要的救济。

　　注释：

　　[1] 作者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干部

　　[2] 当然，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其横向的司法审查包括对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国会和总统的审查，本文所探讨的司法审查将主要是司法对行政的审查，但也会涉及司法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毕竟本文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并试图从大量的案例中归纳出一些可操作的合理性的规则和方法，至少为分析、解决和理解类似的问题提供某些启迪和进路。

　　[3]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5页。

　　[4]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7页以下。

　　[5] 具体可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中有关案件的分析和第1章以及第2章的内容。

　　[6] 参见[美]奥顿R· 史蒂芬著，郭树理译：《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两百年-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到布什诉戈尔案》，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

　　[7] 参见杨伟东著：《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3页。

　　[8] 同前引，参见第12—13页。

　　[9] 我们这里使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一词，借鉴[德].哈特穆特·毛雷尔 著，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中的称呼。其意思是指制定法中某些意思模糊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从规范逻辑的角度看，存在两个以上的合理解释。例如公共利益、可靠性、紧急情形、滥用职权等词语，其语意是模糊而不确定的。

　　[10]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 著，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4页以下。

　　[11]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6页。

　　[12]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7页。

　　[13] 同前引，第138—139页。

　　[14] 参见《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3日以及2000年12月20日的相关报道。

　　[15] 这种理论认为，学生和学校、公务员和政府、犯人和监狱等相互之间存在着特别权力关系，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相对人（学生、公务员、犯人等）不能享受一般公民的某些权利，如基于这种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等。这种理论发端于德国，其是19世纪的德国在自由法治国时期，为了维护君主对军队的统治权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使作为君主支柱的军队及官僚机构得以摆脱法治主义的支配。后来这一理论逐步拓展到监狱、学校等其他行政领域，并在大陆法系国家长期盛行。日本和民国时的中国借鉴了这种理论，并不断加以发展，在适用范围及强度上甚至超过了德国。但目前西方许多的国家大多通过法律、法规限制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适用范围，我国现在的法律、法规还没有为这种特别权力关系中相对人提供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刘燕文案件包括在此之前发生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无疑在教育领域首先打破了特别权力关系的限制，开创了内部相对人通过司法途径告行政主体的先河。

　　[16] 参见“刘燕文诉北大案专题”，载《北大法律周刊》1999年第4卷第3期。

　　[17] 贺卫方语，参见“法治之路学术沙龙”，载《北大法治之路论坛》，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版102页。

　　[18] 参见《北大法治之路论坛》，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版关于刘燕文案件的学术沙龙；《北大法律周刊》1999年第4卷第3期，“刘燕文诉北大案专题”。

　　[19] 参见周汉华：《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0] 参见[美]Charles H.Koch ， An Issue – Driven Strategy for Review of Agency Decisions .转引自 沈岿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卷。

　　[21]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07页。

　　[22] 该案件转引自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07—108页。

　　[23] 具体可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第六章 “法律的平等保护”第285页以下。

　　[24] 同前引，参见299-300页。

　　[25] 参见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81页。

　　[26] 同前引，参阅685页以下。

　　[27] 同前引，参见694页。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路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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