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洋务运动的重心也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为适应这种转变，他们兴办实业学堂，培养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1893年，张之洞创建的湖北自强学堂便设立“商务”课程，认为“商务关乎富强之大计”，1896年，他又设江南储才学堂，设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目的在于“恤商惠工”、“有益国计民生”。实业学堂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政治色彩。1904年，晚清商务大臣盛宣怀还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商科高等专门学校——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必须广商业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市，方能特开曹部，以振起商战，足国足民。”
    （2）政府导向下的商学教育。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实业学堂宗旨是“所以振兴农工商务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四类以及实业教员讲习所。《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其中商科大学分三门，即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商科大学要求设置商业实践所，使学生得以实习商业。这是中国大学设商学院之开始。
    民国初年，商学教育有了初步发展。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商科为七大学科之一，即文、理、农、工、商、医、法。以文理二科为主，仅有文科而无理科的学校要兼有法商二科才有资格名为“大学”。大学以外又有商业专门学校，商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可视地方情形酌设别科或专修科。1914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民政长，凡未设立商业学校的地方，应分别推广设立。政府令各省大力兴办相应的高级、初级农、工、商职业学校，以适应商业日益发达的形势。在政策导向下，各地开始办起了各类商业学堂，各地商会也把商学作为其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纷纷办起了商业学堂或业余商业补习学校。[9]清末民初，商业学堂数量不多，可视为我国商学正规学校教育的开端，草创阶段商业学堂不够成熟，存在规模小、办学雷同、教材不足、师资缺乏等问题。国民政府时期，商学教育的办学条件逐渐改善。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商学系科由原来的商业学堂走进多科性大学的经济系。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等，根据以上法规，全国大专院校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分科改为学院，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学院，并增设教育学院。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继续进行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的部署。理、工、农、医等科学生数逐年增加，文、法、教育、商等科学生数逐年减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
    （3）商学留学教育。除了兴办各种商业学堂（校）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商业知识也成为培养商业人才、发展商学教育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留学生的派遣，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的倡议有关，也与容闳等人的积极活动有关。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幼童30人留学美国，连续三年，共派出留美学生计90名。留美生完全是出自于洋务建设的需要，正如：“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①
    光绪元年（1875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继续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以法国和德国为先。此次留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制造学生，18人；二是驾驶学生，12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进一步激起朝野上下的自强决心，留学生数量很快增加。1900年—1906年达最高潮，前后共有万人以上。这些留学生所习科目以理工科为主，1899年清政府开始意识到留学生不能没有学习农工商者，曾经命令“嗣后出洋学习，应分入各国农工商各学堂，专门肄业，以备回华传授”。1908年进一步规定，官费留学生必须是理工科。庚款留学生也规定十分之八学理、工、农、商各科。[10]留学生摒弃封建商业的经营方针，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改造旧式企业，开设现代化的大企业，追求事业成功和人生价值，并通过兴办实业来救国富民。
    2.3　现代成长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商学教育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1965年。新中国商学教育初创时期，借用《苏维埃贸易经济学》，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编写了《贸易经济学讲义》。1957年，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根据商业部的精神，编写了《商业政策》教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在《贸易经济学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经济》。随后，各院校也陆续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和讲义。总之，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商学学科。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这一时期我国各财经院校相继停办商学专业，使我国处于初创时期的商学专业及商学研究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第三阶段，1978年—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恢复高考，教育步入正轨，复办财经院校和商学院，复设贸易学和商学专业。商业风险与竞争、期货与租赁、股票与证券、兼并与联合等商学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翻译、撰写了大量专著和教材，丰富了商学研究内容
[align='center']        [/align]                             和学科体系，商学专业和学科建设进入繁荣期，形成了商学的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多层次的教学体系。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1998年，教育部进行了专业结构调整，本科专业目录由1993年的504种减少到249种，研究生招生目录由1993年的654种减少到381种。这次专业结构调整取消了商业经济专业，各校进行相应的专业调整，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将商业经济专业并入产业经济专业；二是将商业经济专业分解为市场营销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后来又增设物流管理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三是商业经济专业改为商务专业。实际上，这次专业结构调整，使得商学学科细分成更多的专业群，商学系统更加充实和壮大，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学核心专业群、骨干课程群和名牌学校群，如表2所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商学教育除了以上分析的具有正规化、规模化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1）商学教育的本土化。中国商学底蕴厚重、体系完善、基础扎实、经验丰富。着眼国内国际贸易市场，立足国内工商企业、服务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充分考虑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在专业细化、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案例讲授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中国商学教育的个性和特点。
    （2）商学教育的现代化。商学教育现代化是指商学教育由不发达状态成为发达状态的过程和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学教育的理念出现变化，商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商学由原来的“专才”教育转变为“通才”教育的观念日显突出；计算机、数据库、多媒体技术不仅变革了教学手段。而且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习效率；课程结构适时调整；教学环境及时改善；管理手段与时俱进的配套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商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3）商学教育的实践性。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商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与市场经济运行最为贴近，与实际经营活动结合最为紧密。实践性教学一向被视为提高商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商学的性质决定了商学教育的主体在本科，本科阶段的现场实习、技能训练、操作实训、学年实习、毕业实习、社会实践报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都是商学教育实践性的体现。
    3　商学教育演进的动因
    3.1　外部环境动因
    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观点，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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