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编码世界之中，甚至比工业时代更缺乏主体意义上的自我，缺乏生存意义上的主体间交往理性。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整体结构转型的改革关键时期，教育更被学界和政界所普遍认定为率先的核心突破口，而作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中心——教育公平改革，又如何在资本和信息全面包围的全球化语境下，在借鉴吸收西方教育公平先进理念与治理经验的同时，批判性地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公平理论一实践“生存论”模型，形成“面向中国问题”和“回应西方困惑”的动态发展式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一方法论新范式，从而从根本上逃避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工业化与被符码“拟真”的教育公平虚幻构境，真正地将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永恒地置于“具体性”与“总体性”辩证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的生存论意义结构中，使教育公平不断开放性的自我建思和发展性的自觉完善。

五、被蒙蔽的教育公平改革？

——一个后形而上学式的教育乌托邦回应

一个事实上经常被蒙蔽的教育公平改革盲区是意识形态在政策设计中的隐匿性功能发挥，为什么教育公平总是不能让社会所有群体都满意呢？这本身构成了教育公平理论建构和治理实践的巨大困惑。实际上，教育公平绝不是一个可以被完全实证化的概念，因为它根本上关乎价值判定和意识体验，量化的教育公平指标只能作为政策设计者内部改革实绩检验的标准，而不可以此作为公平改革成功判定的绝对尺度。因此教育公平改革需要一个由实证数据上升到价值认同的过程，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改革，数据能够自然带来合法性价值认同，教育公平更倾向于是一种纯粹化的主体性体验，诸多非实证因素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周围环境、群体情绪等因素，因此教育公平在努力加快实体绩效合法性资源汇集的基础上，还应该充分考虑后形而上学的教育乌托邦建构。

后形而上学是对于传统哲学意义上所认定的形而上学的直接反叛，形而上学热衷于建构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理性哲学，总是试图以宏大叙事而包囊所有问题，它抽象于日常生活而追求世界永恒不变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以传统意义上的逻各斯(IOGOS)为中心而展开一切理论实践活动，在追求绝对化的本体性绝对真理的同时规避了非理性因素的介入。而后形而上学则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系列解构与瓦解，一方面公平在实践中绝非规范意义上的，这正如南茜·弗雷泽所言说的“反规范的正义”即“反思的正义”，争论正义问题的人们共享了一系列潜在的假定，其相互之争采取了一种相对有规则的、承认的形式，而通过制定一整套组织起来的原理和标示清晰的文法，这些冲突采取了“规范的正义”的形式。而目前的语境是一种“反规范的正义”，恰恰在关于正义的公共辩论不断扩展的时候，它们越来越缺乏规范话语的构成特征，、今天的争论者对正义主体的要求应当像什么，通常缺乏任何共享的理解，因为一些人支持集团和共同体，而另一些人只承认个体，因此教育公平被恣意彩绘化而缺乏必要的相互承认。而另一方面，人们总是热衷于思考教育公平是什么样的，而不去思考什么样的教育公平，热衷于对分配的教育公平表达不满，而又不去达成理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共识，拒绝教育乌托邦理想的共同维系而摈弃教育公平的受益主体共同以集群的形式出现而表达必要的协商话语权利。因此当前的教育公平多以政府部门一元主体的出现而包办所有社会受益各方的权利参与，教育政策设计者热衷于用有限理性和主体猜测去构拟教育公平的宏大叙事，而无视教育公平发生应用可能的各项具体微观中介，从而难以避免走向教育公平实践治理的思辨形而上学。鉴于此，笔者认为后形而上学式的教育乌托邦回应则是在研究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之前，有必要首先建立和健全教育公平治理的社会协商机制，防止受益主体的缺位和失语，同时在生存论意义上共同塑造起以“希望”为中心的教育乌托邦理想，这里的乌托邦绝不等同于消极意义上的被社会生活实践贬义化运用的绝对幻想层面上的“乌有之乡”，而是在哲学意义上具有中性特征的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的崇高理想而区别于被阶级标签化的意识形态，强调在社会各群体共同理想的基础上，以协商为交往手段、以治理为实践操作、以理解为沟通渠道、以希望为共同支撑、以正义为分配原则、以实绩为外在资源、以计划为展开空间、以生存为根本目的的崭新“生存论”教育公平哲学观，从而走出片面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单纯资源配置研究而对教育公平改革内在的事实蒙蔽。

六、结语

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永恒追问和不断批判的话题，这不仅在于教育公平总是“正在路上的教育公平”，还在于教育公平被作为现代社会理性的新基点而被放置于“生存论”意义中来被理解，被作为现代人交往理性得以构筑和展开的原点来被理解，被作为摆脱现代性深层异化的可能途径来被理解，教育公平绝不能作为促进社会稳定和加快教育发展的权宜之治而被工具化运用，也不能单纯作为封闭的资源配置性技术体系来被建构，教育公平是与人的生存相同一的，不仅在于它是伦理的塑造，还在于它是构建现代性生存——平等交往相一致的，在于它是规模性摆脱人的工业化钳制、符码“拟真”和消费符号化的文化途径，是现代社会逃避堕落的文化重建途径之一，因此，教育公平的生存沦哲学观在建构的同时更需要不断的自我超越，从而逃避两方的文化符码强制，自觉地将儒家“不欲勿施”的东方元素融入到教育公平的新秩序之中而使人们所无形接受，为社会现代生存秩序的新培育而作起点处的文化支撑。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