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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

发布时间： 2003-5-5 作者：黄正建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後、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於此，本文拟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後，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７８５－８２４年）期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後期，?quot;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1]。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 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後，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2] 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於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形式上中央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quot;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3]；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 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後，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於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4]、 惟酷好学问文章[5]，在这一点上不同於一般的文官。 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後）。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於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於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十分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７８６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８２４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後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一、韩愈的生活态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看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於既倒[6]，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7]，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 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8]、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9]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quot;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 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於境[10]，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11]。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12]，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於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13]。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後），对刮磨豪习[14]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於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quot;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15]。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作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16]因此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17]。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於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韩愈的总的生活水平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台湾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18]。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後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於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quot;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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