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都胜于中国；而中国则是代表着封闭和落后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国，这样也就自然决定了当时战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如对关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待遇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不仅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就领事裁判，建立教堂，医院都达成了协议，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清政府也只好本着一视同仁的办法，与这些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



  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一般士大夫都喜欢虚骄自大，过度地指责外国，但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却与之有不同的评说，他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　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魏源能从中国本身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大陆的出版了许多书籍，往往把当时的主战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称之为民族败类，似乎只有虎门销烟的的林则徐是英雄，而为了国家和平而奔走的清朝大臣则成了民族败类，似乎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议和大臣而造成的结果，如此下去，有谁还再为和平而去奔走。这些主战派闭眼不去看中国的现实，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民族、爱国势心所蒙骗，如果按主战派的逻辑，中国就不仅仅只是割让一个香港的问题，甚至可能一个广东，或者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主和派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为和平奔走，才换来了当时中英的和平。历史应该为这些主和派平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做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此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武力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他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距离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封闭人为的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对外贸易开始增长起来。从中国对外出口来看，外国商人进口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一七七二七七五０镑，一八四四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增至七０四七六五００镑，一八四九年两口输出茶八二九八０五００镑，一八五六年上海，广州，福州三口共输出茶一亿三千万镑，十年间增加了八倍；再如丝的出口，一八四三年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输出一三二二０包，一八五０年输出二一五四八包，至一八五六年输出达八万包，增长了十几倍。象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具有着巨大增产的潜力，一旦市场信道被打通，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中国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外国进口的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一八三六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一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因战争原因每年下降九十万英镑上下，而一八四三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发展到了最高峰，每年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万英镑左右。以后输入中国的货物有下降，也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三、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市，十一月二日厦门开市，十一月十日上海接着开埠，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二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它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四、带进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但是《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参阅：《海国图志》，叙。）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中国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的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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