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０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保守派的头目，自然道光帝也反对许乃济的主张，不久道光帝就否定了许乃济的驰禁主张。从此朝延内部再也无人敢提驰禁主张，而许乃济本人也因为提出驰禁策与道光帝的思想背道而驰，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许乃济含冤死去。



  对于许乃济驰禁论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帧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王中茂：《许乃济驰禁论评价新探》，《洛阳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关于严禁策，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奏章，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策，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本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严禁的奏折，符合道光帝的心意，道光阅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其它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的现实性都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黄爵滋的严禁策的主张，自然在禁烟活动中，黄爵滋的严禁策派也就暂时占据了上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光帝任命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帅，前往广东实施道光帝的禁烟严禁策主张，这便后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禁烟活动。





  四、何谓林则徐的禁烟活动?



  林则徐（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０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与道光帝，黄爵滋等一道主张严禁的代表人。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地方官，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去广东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　，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广东，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广东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广州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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