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　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二、封建与专制王朝所倡导的愚民学说的影响。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 quot;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三、长期形成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封闭的自然经济。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四、封闭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三、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０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０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０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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