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策。
　　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也出现了所谓的私有化或私营化的改革措施。这包括采用私立学校的管理手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等等。
　　（四）推动私立学校的发展教育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但私有化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将私有化的概念运用到教育时尤为如此。对教育领域的私有化有着深入研究的普宁（RichardPring）教授提出了私有化的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由私人出钱购买私立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从实际情况看，这两种形式的私有化近年来已大量存在。
　　在教育领域私有化的影响下，西方许多国家私立中小学的比重均有所加大。80年代，美国私立中小学的数量增加了30%，达26800所，而同期公立学校数量却下降了3%，为83800所。1991年，美国出现了被媒体誉为历史上最为大胆的教育私有化计划，即以发明家爱迪生的名字命名的爱迪生计划（EdisonProject）。该计划原打算在1996年秋季前创办200所赢利性私立学校，到2010年招收200万名学生，但由于在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遇到困难而受挫。尽管这样，这反映出公立教育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澳大利亚，1981年至1991年，私立中小学学生数由占全部学生数的23.04%增至27.9%，而公立学校的学生数却由76.96%下降72.1%。这同样反映出学生由公立学校向私立学校的流动。俄罗斯在私有化运动的带动下也打破了原苏联国有化的单一办学模式，出现了大量的由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兴办的中小学，正在形成公私立学校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机制。
　　（五）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学校教育近年来，西方国家企业介入学校教育的程度和方式都有所变化，集中表现在企业开始广泛关注并直接介入学校教育的改革和运作。至1990年，美国企业界已发表了约300份关于美国教育的报告。美国政府同年发表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布什政府的最高教育助理不是教育专家，而是施乐公司前总裁大卫.卡恩斯（DavidDearns）。一些地区也改变惯例，任命了企业经理担任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在英国，不仅规定新设立的城市技术学校的董事会必须要有工商企业界的代表，而且许多原有的公立中小学都在董事会中安排了企业界的成员。这种参与有利于学校改进管理，提高效率。
　　企业介入教育还表现在为学校教育提供各种资助。据统计，美国公立中小学从工商企业获得的资助每年多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各种奖学金、辅导等其他形式的资助。而高校所接受的资助更是中小学的5倍之多。 　三、简略的分析
　　由上可见，在西方国家近年来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倾向已变得越来越明显。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国外一些教育学者已就此展开讨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家的教育职能问题从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承担起教育职能大致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这之前，国家的教育职能是极其有限的。从欧洲教育发展来看，教育由宗教化向世俗化过渡以及各国公共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国家教育职能的重大变化。在这之后，国民教育的义务性和中小学校教育的公立性便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国家承担教育的职能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国家教育职能的变化是与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改变相联系的。虽然教育不能与福利国家相提并论，但二者已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国家规定最低的住房、医疗、工资和教育等标准，通过高税收缩小贫富差别，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寻求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当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收入的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值时，社会的经济福利也就达到最大值。由于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国民收入的总量越多，分配越平均，则社会福利也就越大。因此，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使每一个公民能保证一定水准的社会福利。自英国工党政府于1948年首次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70年代，所有西方发达国家被认为均已成为福利国家。
　　在西方福利国家的体制下，免费教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其范围甚至从小学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不仅免交学杂费，甚至连午餐和服装等也由国家提供。这就导致如上所述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现象。教育经费在绝大多数国家均成为严重困扰政府的一个问题。从现实来看，削减教育经费便成为一种必然。
　　随着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争论。争论的重点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家是否继续要维持其教育职能，一是国家如何来维持其教育职能。
　　强调国家必需具备教育职能的观点目前仍占居主导地位。赞同者指出，早在200多年前，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为自由制度中的政府规定的三种职责中的第三种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对于这于职能，他特意做出解释："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可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维持。"亚当.斯密的国家职能观在西方国家曾获得普遍的接受，将教育纳入了国家的第三种职能。贝特兰.罗素把政府的职能划分为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前者包括防止个人的暴力行为，保护生命和财产，制定并实施刑法；后者主要指教育和经济两个方面。英国学者约翰斯顿（R.J.Johnston）总结了当代对国家职能的各种讨论，在他所列的六种国家职能中，就包括了"国家是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投资"这一项。其实，在教育的作用不断被人们所认识的今天，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放弃其教育职能是不可思议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国家应如何来行使其教育职能。与过去强调不断扩大教育职能不同的是，目前西方国家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应对国家的教育职能加以限制，不能无所不包，而应是最低限度的，属于非教育性的社会福利性补助应予以严格限制。
　　在如何维持教育职能的问题上，开始认识到国家的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要保证其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上，国家行使教育职能并不等于国家要介入学校的运作，这样才可避免由国家干预形成的各种福利性的教育措施所造成的巨大浪费。
　　如果说在普通教育阶段国家的教育职能还十分明确的话，在高等教育领域情况下则大不相同了，将高等教育看作完全是个人投资的观点已经十分流行，并开始反映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中。根据英国著名教育学者斯科特（PeterScott）的分析，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瑞典、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已不再将高等教育看作是政府的完全职责，而是更多地看作是代表纳税人购买由高校所提供的教学、科研和咨询服务。而对于学生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进行必要的投资。
　　（二）关于平等与效率问题回顾战后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平等与效率一直是贯穿于西方国家教育中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时而潜伏，时而爆发，时而缓和，时而加剧。但总的来看，这一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与各国社会政治环境相联系的。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民主化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便是将教育机会均等看作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把教育看作是促进社会平等，弥合阶级鸿沟的工具，还是个人的消费手段问题上，明显倾向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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