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强势社会成员以「腐败」参与的再分配，都决定着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就前者而言，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和涉及政策制定者切身利益的结果，在以地区为单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以几乎神话了的「清华」为例，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它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四省的总和（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为其2─3倍），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是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悬殊，「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1999年，北京的考生只要获得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科平均不及格也可以读本科，因此其录取比例高达72.6%，其中理科考生更达78.9%，与多个省区不到30%形成对照。一省之内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就山东省2000年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而言，省城济南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科和理科类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结果是，由于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也就意味着农民子女将被更多地淘汰。

　　如果说初次分配已经明显有利于居住在首都、省会等大中城市的社会成员的子女，录取过程的再分配则更进一步偏向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权势阶层。「上线」人数高于最终录取数的恒定比例产生的「灵活性」，使具有特殊背景的社会成员（包括各高校教职工，他们的子女一般总会得到所在学校的「行业性福利」）的子女优先进入；具有明确指向的「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的流向，也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子女。湖南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不慎泄漏的「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的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露出了冰山一角。而所有这些勾当都拉大了不平等。 

　　90年代以来的多项调查都显示了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实际状况。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则给出了一幅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画面（表1）。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六倍）。 
 

表 1　三十七所高校展示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单位：%）

出处：根据谢维和、李雪莲《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载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提供的资料及《中国统计年鉴1996》的相关资料算出。以1995年为基准年度。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31.7：22.6：17.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表 2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本科生的来源 （单位：人，%）

年度	清 华 大 学			北 京 大 学
	招生人数	农村学生	比例	招生人数	农村学生	比例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4 2031 2080 2210 2203 2241 2298 2320 2462 2663	433 385 381 352 407 451 431 452 510 506	21.7 19.0 18.3 15.9 18.5 20.1 18.8 19.5 20.7 19.0	─ ─ 1810 910 ─ 2089 2164 2211 2240 2425	─ ─ 403 168 ─ 436 425 420 415 396	─ 18.8 22.3 18.5 20.1 20.9 19.6 19.0 18.5 16.3

出处：根据两校招生办公室提供的资料作成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更加明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对武汉大学和重庆8所高校及西安11所高校的调查都显示，工农子女在「热门专业」中的比例都进一步低于其在高校总体中的比例，而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情况则相反，三者相加经常会超过80%，几乎形成垄断地位。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同的职业选择和就业难易度，并形成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其蕴含的意义值得深思。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上属显著差距并非公平竞争（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一项对湖南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录取分数的分析显示，在4大类学科16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高出干部子女22分和工人子女18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经类高出30分；在16个专业中有14个专业农民子女的录取分高于干部子女，最高者则相差60分。此外，工人子女的录取分数也普遍高于干部子女，16个专业中有11个高于后者，其中有6个高出10分以上，2个高出40-50分以上。进而，在干部子女排在前5位的热门专业中，其平均分也都低于其中的农民和工人子女，有的相差41分。而其他11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也都高于热门专业中干部子女的最低分和次低分，有7个专业高于最高分，有的竟高出44分。

　　这一个案表明，就农民子女来说，22分的明显优势并未能使他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反而在已录取学校的专业分布中处于劣势。可以推断，那些考分比已录取的农家子女低、但却高于干部子女的农民出身的考生可能被更多地淘汰了。

　　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像：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五　教育不平等的归结：社会的紧张 

　　如果说社会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的不平等肯定不会在中国社会走向稳定的努力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不平等的所有受害者都成为「宿命论」者而「自认倒楣」显然是可笑的，招致普遍的不满、愤怒乃至一部分人的仇恨和基于仇恨的报复──有意或无意的、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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