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的“小麦变黑麦”论点作了严肃的学术批判，指出李森科的学术观点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非科学理论；胡先蚨还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的理论。他在书中告诫中国的生物学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虽然那时苏联也有科学家（如苏卡高夫等）也批判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但在中国科学界胡先蚨是率先公开批判李森科理论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一次发言中提到了胡先蚨，发言时毛泽东、康生等人也有插话，从中可以了解陆定一、毛泽东、康生等当时对胡先蚨的看法。 

　　据《陆定一传》的记载，当时陆定一说：“从前胡先蚨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蚨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蚨是有道理的）。胡先蚨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反对是对的。但胡先蚨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蚨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蚨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21] 

　　毛泽东对胡先蚨其人略之一二，因为胡先蚨在“五四时期”是《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将之一，那时胡先蚨反对过白话文，毛泽东对此还有印象。但毛并不了解胡先蚨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说胡先蚨“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蚨只有63岁，仅比毛大2岁而已。 

　　中国科学院最初上报的一个238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本来是有胡先蚨的，但在最后确定的233人名单中，胡先蚨等几人却被抹掉了，“他们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22] 

　　从陆定一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反对把胡先蚨安排为学部委员，但是中宣部的官员、包括陆定一在内却对胡有很大的成见，最后坚持取消了胡先蚨的学部委员资格。直到1957年“反右”时，陆定一对胡先蚨仍然耿耿于怀，陆曾说过：“胡先蚨是不用戴帽的右派”。[23] 

　　最令人感叹的是，主宰学术界命运的陆定一明知胡先蚨的生物学观点并不错，但却顽固地坚持打击胡先蚨的做法，原因只不过是不想“向他承认错误”。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他们什么时候都有理，错了也要坚持到底。 

　　最近有人指出：认为胡先蚨的《植物分类学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农业大学6位讲师助教于是年夏给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24] 

　　最早反对胡先蚨的其实还不是中宣部的官员，而是胡先蚨的学术界同行，即以乐天宇为代表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这个现象在政治主宰学术的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屈从于政治压力、甚至善于利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界同行，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政治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表明，一旦政治介入学术之后，不少学术界人士的个人品格和行为也就随之卑污起来。毛泽东说，“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这个“什么人”，很可能就是乐天宇们。苏联专家给中宣部写信告状，指责胡先蚨“在政治上诬蔑苏联”，也是造成胡先蚨的重要原因。苏联专家的这种手法与乐天宇们如出一辙，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些苏联学者之人品，并不比苏式体制下中国的乐天宇们好到哪里去。胡先蚨说李森科靠政治支持来维系自己的学术地位，其实基本上没有错，这一点后来已有公论。 

　　胡先蚨于1968年去世，终年75岁。在“文革”中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他被迫从原来居住的一处约300平米的住宅迁到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之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悲凉的生存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当然，对胡先蚨来说，是不是拥有学部委员的名誉称号，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学术声誉并不取决于这种名誉称号，而是取决于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中国的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为什么会把一个一流的科学家排斥在外，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胡先蚨1955年被从学部委员名单上除名，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从“学部”的建立到前几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选出，相隔了将近40年，至今中国仍然没有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本来已经为中国创建了良好的院士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遗产却被“新时代”有意识地抛弃了。院士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的最高象征，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到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的转变，集中地映现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特点和两种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较量。院士制最终为学部制所取代，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注释】 
[1] 吴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台湾），第48卷第5期，第56页。 

[2]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3] 当选院士中的王世杰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院士选举时他已离任而改就外交部长一职，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 

[4] 人文组55名候选人名单：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5] 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马寅初在40年代的政治选择与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曾软禁过马寅初。30年代末期，马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建立了联系，此后他一直是个左倾知识分子。40年代他是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写过很多骂国民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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