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出中共对法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态度，早在此次“学部”成立之前，1952年实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教育部就取消了大学里原有的法学和社会学系科。 

　　这种现象正如法国左翼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16] 

　　1955年“学部”成立之前不久，中国大陆刚发动“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自然就被从“学部”委员的挑选名单中剔除了。最典型的是顾颉刚，他是一位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其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比较好，再加上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尹达的个人关系不好，于是顾颉刚就被排斥在“学部”委员之外了。他在日记中记载：“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17] 

　　由于在大陆人文学界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顾颉刚曾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于是“闻者大哗，对予抨击”，当时学界的风气可见一斑。 

　　“学部”成员的主体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当中不少人当时正是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他们被挑选成为“学部”委员，就使“学部”委员的构成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些人与原来的“中研院”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之所以在1948年未当选为院士，并非政治态度之故，实乃其学术水平无法望“中研院”院士之项背。虽然这些人被“任命”为“学部”委员，但他们的“学部”委员身分却未必能提升其学术水平，甚至他们其实也未必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以控制学术研究为己任。  　　三、“学部”的功能 

　　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学部”的建立“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这话反映出中国科学院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方式之独特。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创建于中国民国时期，到1948年选出第一届院士时已历20年；从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院士的公正选举，本来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建立院士制度的制度准备；而且在40年代后期的战乱环境中成功地选出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学术界一致好评，早已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后来在这方面“一切都从头做起”，不但抛弃了原有的学术制度和学术界文化，而且开启了政治对学术界文化的操纵。负责安排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并“指导”“协商推荐”过程的，并非任何学术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让负责政治宣传的机构来安排学术机构、学术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和学术机构的管理框架，显然是为了让学术为政治服务。这种制度必然把负有政治控制使命的人置于学者之上，同时也彻底剥夺了学术机构的自治式管理。 

　　“学部”与“中研院”截然不同的地位就是个明证。“中研院”是学术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学部”则更象一个管理学者的机关，在“学部”内学者的地位甚至低于行政人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既有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18] 

　　从前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中也可看出当时执政党对“学部”功能的认知。张稼夫提到，选举“学部”委员时，“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 

　　显然，陈寅恪能成为“学部”委员，是个特例。若按照当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标准来看，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他的这个“学部”委员身分是“钦定”的。“中研院”院士是选出来的，而“学部”委员是“定”出来的；除了“安排”一些学术界人士担任“学部”委员以维护“学部”的形像之外，也把当时负责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员都“安排”进“学部”而成了委员，实现了对“学术”的“领导”。据说当时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虽然从未从事过学术工作，却也在“学部”委员的预定名单上，因他本人主动放弃才未入列。 

　　应当指出，在50年代中期，党内高层有人还是对管理控制学术活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20]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到了“文革”期间则发展到极致，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军人成了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 

　　即使在由“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管理学术机构的时代，学术机构也很难有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那些“延安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比中共高层的某些领导人更左倾，他们在帮助执政党建立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结果必然把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而这些人自己最后也逃脱不了悲剧式命运，先后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和周扬都是如此。

　　四、从生物学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对自然科学的干扰 

　　胡先蚨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35年42岁时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他在中国生物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1949年以后胡先蚨没有离开大陆，而是留下来继续生物学研究，那年他55岁，正是科学家的最佳年龄。然而，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蚨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未成为学部委员的。不仅如此，他还遭到一系列批判打击，其原因非常简单──政治干预了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 

　　胡先蚨是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家，多年来养成了坚持对科学研究的独立判断、维护学术尊严的学者品格；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一切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蚨因为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竟然无法为领导人和某些学术界同行所容。

　　在50年代前半期，中共采取了对苏联“一面倒”的政治策略，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环境下，这种国际关系方面的策略进一步演变成学术上对苏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观点的“一面倒”倾向，批评苏联学者的生物学观点居然被视为有“反苏”之嫌。

　　有个曾任苏联农科院院长的生物学者李森科提出了一些生物学方面与国际生物学界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在苏联被捧上了天。1955年3月，胡先蚨在《植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