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没有在中国产生，那么它同样也没有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产生。作者进一步论证，若把近代科学的产生改换成科学革命，仍不能清除李约瑟难题中的逻辑矛盾。但是，作者仍然承认“李约瑟难题”大大促进了中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历史的比较研究。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席泽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於“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於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席泽宗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他在论证古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的阻碍作用时，强调了托勒密学说、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对哥白尼学说的阻碍，欧几里德几何阻碍了微积分的发展，对牛顿没有多大帮助，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只学了《几何原理》的形式，……如此等等。使人感到，他的论证有很多辉格式倾向，只看到近代科学对中世纪流行的古希腊科学的革命与断裂，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连续。　  五　反思与展望 
     
    　　回顾近八十年来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以及近十年来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质疑，我感到，我们可以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中的缺陷进行修正，但有关从古到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史、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并具有巨大魅力的课题。 
     
    　　为了进一步开展中西方文化史、科学史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把“李约瑟难题”加以修正，并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时期：（1）首先是对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到十七世纪中西方文化和古代科学作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科学或科学革命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是在甚么情况下发生的，中国古代科学是如何长期缓慢地发展的；（2）研究十七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初，经过两次西学东渐，中国为甚么不能很好地学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於西方；（3）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近代科学以及科学的体制，但中国近代科学为何仍不能顺利发展，为何仍然落后於欧美。 
     
    　　为了在中西方科学史研究中有所突破，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内史和外史的结合，力求从辉格式研究转向历境主义的研究。在从事比较科学史研究时，对一些事物，要结合它们的历境加以比较。我们还需要吸收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科学文本，要从作者本人和当时的读者的理解去理解，要研究它与后来读者理解的差异。 
     
    　　虽然早在70年代初，科学哲学家就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合，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学科结合的状况还远不合乎理想。回顾十多年来大陆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所依据的还是比较陈旧的实证论的科学观。近三十年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实在论，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的综合，结合关於复杂适应系统的新学科，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的、自组织调节系统。他们提倡研究科学与哲学，科学方法与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解与管理，方法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共同演化。我感到，它为比较研究中西方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框架。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力於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於李约瑟的解答。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文化比较研究方面，韦伯胜过李约瑟。可是回顾成都会议，没有一个人提到韦伯的观点。到1985年，韦伯已经引起了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从1986到1987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了两个中译本。可是，在1990年对“李约瑟难题”的11篇应答论文中，仍没有一个人提到韦伯的观点。而1922年冯友兰的论文的思路倒是和韦伯一致的。其实，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从韦伯、默顿（R.K. Merton， 1910-　）、英国的马尔凯（M. Mulkay）、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 Barnes）、法国的拉都尔（B. Latour）以及当代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特别是科学社会史和比较科学史，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今后，我们要加强比较科学史的研究，不能不十分关切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展和成果。 
     
    　　近三、四十年来，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境生态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对现代性和现代科学进行了种种批判。他们反对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否认科学是客观的、进步的，认为科学知识是由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现代科学压倒了人文精神，压制了非西方文化的边缘文化。他们认为，人们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征服、控制自然，而不是关怀（care）自然，导至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利用现代科学发明的武器，足以消灭人类，……如此等等。这些批判有一些合理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汲取的。但他们中的激进者，明确反对科学，宣告科学的终结。这些观点仍难让我们苟同，因为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科学并没有终结。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仍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加以治理。禁止和销毁各种杀人武器，也只能通过理性的协商才能解决。比较可行的还是允许一些非西方的传统科学、原始科学能够与现代科学并存（parascience），相互竞争，例如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并存。 
     
    　　这样，我们就不仅要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还应当探讨中国有哪些传统科学可以与现代科学并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科学中汲取哪些仍然有价值的内容，而且还要考虑，在努力实现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汲取它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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