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希腊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它是一个半岛，和海外来往很便利，所以商业从头即易於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竺可桢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有意思的是，有别於二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於社会经济制度。 
     
    　　1947年，《科学》杂志又发表了朱伯康〈论中国科学技术之发展与中断〉和李晓舫〈论中国科学化的社会条件〉两篇文章。　 
      三　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2）的讨论和成都会议 
     
    　　从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政治风云使科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稀少，仅有的一些成果也都属於中国古代科学史和内史方面的成果。对外史和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问题几乎无人问津。 
     
    　　可是，在海外，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从1954到1980年出了前四卷和第五卷中的三个分册。李约瑟在他的“全书编写计划”中表明，这部巨著的第四部分（即第七卷）所要回答的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与此同时，李约瑟还撰写了《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对“李约瑟难题”作出了种种解答。欧、美、日本、南韩的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许多论文。而在中国大陆，除了在1975年翻译出版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第三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两分册外，对李约瑟以及海外学者有关“李约瑟难题”的探讨的论文与著作则完全没有介绍和反应。 
     
    　　80年代初期，在解放思想、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的鼓舞下，面对十年“文革”给中国科学事业带来的巨大摧残，中国学者又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产生了兴趣。1980年，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 
     
    　　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杜石然等六位研究人员集体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出版。在此书结论的第四节中，作者专门论述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作者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於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但是作者似乎没有掌握李约瑟在《大滴定》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是对李约瑟在〈东西方社会的科学〉一文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挑战没有作出回应。李约瑟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参照195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官僚社会）既不同於奴隶生产方式也不同於封建生产方式。而《史稿》则仍然坚持“社会发展阶段的‘单向体系’”。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外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作者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并列的，有的是互为因果，有的相互起作用，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有构造性的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因而近代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作者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企图证实李约瑟对中西方科学成就的评价。 
     
    　　但是，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特别是台湾学者傅大为对这篇文章有几点重要的批评。如（1）引用的资料比较贫乏，不少是一些比较过时的大“通史”之类的材料；（2）关於科学结构，所依据的是早期实证论和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论（falsificationism）的科学观，而没有汲取后来库恩（Thomas Kuhn）有关科学革命的结构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有关精致的证伪论等成果，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哲学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3）在十七世纪西欧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和技术并未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4）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关於这一点，大陆学者刘兵也有同感。）我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十分中肯的。金观涛等人的这篇文章的弱点，确实反映了经过长期封闭和“文革”的破坏的大陆学术界的一些实际状况。当时要收集国外资料十分困难，而许多青年学者亦没有很好的掌握英文、德文等这些语言工具。我们在准备成都会议时，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也未作全面调研，只是组织翻译了一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但是，金观涛等人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於科学史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条进路，如果结合蚕实的史料，有希望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林文照的〈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材料相对比较丰富）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窠臼。 
     
    　　戴念祖、何新、叶晓青、刘吉、郭永芳、朱熹豪、樊松林、秦会斌、华大明等人的文章，有的重复了林文照的论点或稍加发挥，有的补充了“缺乏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有机自然观的阻碍”、“短於分析的民族性格”、“重藏书、轻流通的图书情报工作传统”、“中国的符号体系对数学发展的不利影响”等等因素。 
     
    　　刘戟锋、宋正海和陈传康、闻人军、白尚恕、李迪、陈亚兰等人的文章则分别从不同时期对（1）宋代的哲学和科学；（2）明初的郑和航海；（3）明末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4）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科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康熙以后西方科学受阻的原因；（5）清朝前期科技发展等作了探讨。 
     
    　　乐秀成、郭金彬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近代数学落后的原因；梁宗巨从数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梅荣照、王渝生通过分析李善兰的尖锥术，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近代数学的引进，中国有可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创立解析几何；胡作玄对比了中日两国引进和发展近代数学的例子。 
     
    　　李伯聪探讨了至今仍能与西医并存的中医学历史和其发展中的几个问题。邹德秀阐述了自上世纪中叶开始落后、自本世纪30年代和西方国家出现了大差距的农业科技落后的原因。丘亮辉在探讨中国近代冶金技术落后一文中谈到清代官僚创办汉冶萍钢铁公司的种种教训，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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