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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准备不够充分，特别是对海外的有关资料掌握得很不够，但这还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全国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以中青年科学史工作者居多，对中国大陆的科学社会史研究和内外史结合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通过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不同学科的探讨，使问题讨论得更为深入。这次会议在中国大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中国文化史家刘志琴说，随后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的文化热就是由这次会议和同年12月上海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发轫的。这倒是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四 成都会议以后（1983-1997）
成都会议以后，自1984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而关於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或“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设立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鼓励这方面的研究。
这十多年来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例如，吴忠在1985年发表的〈自然法、自然规律与近代科学〉一文，探讨了李约瑟提出的“缺少‘自然法’概念，也许是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一个原因”。1987年，他又在〈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科学传统模型，这是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模型（核心理论、保护带）之外，加上一个文化传统的硬外壳。他认为科学革命是一种科学传统的改变，而旧中国的坚固的文化传统正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1990年，为了表示对李约瑟九十华诞的庆贺，上海《自然杂志》该年11期特辑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从收到的60余篇应答稿件中，选载了庞朴、闻人军、李迪等13人的11篇短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中除庞朴的文章介绍了1981年11月他与李约瑟本人关於这个问题的讨论，以及李迪关於“‘西学中源说’的恶果”的论述有一点新意外，其他的短文，比起成都会议的论文来，看不出有甚么进展。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对1984和1986年国内两次翻译、发表的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以及在1986年出版的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中的第一部分“科学技术史通论”中大量有关内容几乎没有反应。
上海《自然杂志》在刊载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之后，紧接著在下一期又译载了李约瑟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这是李约瑟应《自然杂志》之约，特地从英国寄来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1964年发表的原文稍有修改，把写作的年代从1964年改为1990年（例如把“过去30年间”都改为“过去50年间”）。这表明李约瑟到晚年仍坚持该文的观点。国内有些学者，都期待著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七卷对他的难题作出最终的回答，其实在李约瑟的这篇文章和《大滴定》一书中的其他论文以及《中国科技史》前几卷中的某些章节已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论据，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理解。
1997年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於中国，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这篇文章的思路和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问题。
另一类文章则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
1984年，《科学与哲学》译刊发表了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席文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一系列的解答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问“为甚么十七世纪中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这类问题虽有启发性，但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境（Context）不同於西欧，不应该要求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发生於中国。席文认为，实际上，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天文学发生了一场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科学以及社会状况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形成自主的科学家团体。同时，中国早期工艺技术的成就，并不取决於它应用当时科学知识的程度。因此，因为古代中国工艺技术的成就，就断言它有比欧洲更高的科学成就，也是缺乏根据的。
更重要的是，席文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用欧洲早期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把欧洲的历史描绘成一条逐步取得成功的上升的曲线（当然也有挫折，……），而把非欧洲文明描绘成失败者的舞台造型”。他提倡历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科学史研究方法，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把科学革命看成是“类似於历史的进化”的一个过程。他反对把近代科学看成是“普遍的、客观的和没有价值偏见的”科学观，认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有特定的环境特征”。从这种科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出发，席文对中外学者以及李约瑟的著作中提出的二、三十个“抑制近代科学在中国和西欧出现的因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的推理错误。
席文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986年底，《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叶晓青的〈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赞赏了席文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其实，李约瑟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推崇中国文化与古代科学。但叶认为，“与李约瑟倾慕……中国文化的热情不同，席文更多地……带著一种类似人类学家的眼光和胸怀”。吴忠在1987年的文章中表示，如果从当时中国科学传统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下为何西学东渐会受到阻碍的问题，那就不仅并非“毫无价值”，或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确实具有“‘科学’”历史学价值”。
1990年，董光璧在他的〈移植、融合、还是革命？〉一文中，同意席文把中国十七世纪的天文学复兴看作是一场有限的革命。但这不同於欧洲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在那场革命中，西欧的科学结构范式、研究方法的模式、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革。董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科学革命要到二十世纪前期，通过全面移植西方科学才得以实现。
1991年10月，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一文。认为（1）中国古代并没有在现今意义上的科学；（2）“据和现代科学水平接近的程度”，来说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杰出”，来衡量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大成问题。
1993年，大陆发表了在瑞典的台湾学者王禹凡女士的〈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一文。作者介绍了席文、何丙对“李约瑟难题”的质疑。对大陆学者从1982年到1990年有关“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作了直率的批评，介绍了台湾学者的有关工作。她还指出，大陆科学外史作者“大都持和李约瑟同样的论调，即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压抑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与其社会地位”，但忽视了“中国民间强烈的乡党意识与世族感情似乎阻碍了城市中工商行会团体的成长”这一面。
1993年，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陈民熙的〈比较科学史中的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一文，赞同席文的观点，主张对科学史进行历境主义的研究。他还比较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科学及其历境、十七世纪西欧的科学革命和中国的复旧的非革命性的变革，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及其历境。
同年发表的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他们认为：（1）李约瑟把近代以来产生於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一个集合定义为近代科学，然后又问为甚么产生於西方，这是同义反覆；（2）按照李约瑟表述，近代科学是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等一大批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所开创的一种科学传统，如果要问近代科学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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