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不发达，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小，并且中间阶层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化。“我国的中间阶层占从业人口的15.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80年代，美国为33%，日本为28.7%）。”[6]中间阶层的欠缺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金字塔的顶层狭窄，底层庞大。社会上存在“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7]这种情况会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而进一步加强。由于8亿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城市下岗工人人数众多，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口占大多数；所以，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还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后工业化的比重还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明显了。
社会资源可以分为生存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以生存性资源为主，发展性资源仍然属于稀缺资源；相应地，人口也可以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生存型人口占大多数。前者与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相联系，解决生存和温饱乃至小康问题；后者和后工业化相联系，与追求高科技、高知识和个性化、主体性、创造性等发展性需要有关；前者与自然资源的直接开发和利用、农民工、熟练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相联系，后者与知识技术的创造和利用、专业人员、高新技术产业相联系。由于我国的上述国情，对这种优越的、发展性资源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由于制度的阻碍，获得这种资源的途径一是接受高等教育，二是通过裙带关系。 2、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相比，制度更多地与阶级性、政权、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联系在一起，所以，制度建设在“补资本主义的课”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和敏感的。改革开放之前，坚持“一边倒”，彻底地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改革开放以后，鉴于和“补课阶段”物质层面改革相适应的要求，进行了一些体制改革，借鉴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优秀经验，但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成熟的制度体系，比如，劳动就业制度、招生分配制度、户口与身份制度、人才流动与晋升制度等等。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既有与计划经济、前工业化，也有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相适应的制度；既有针对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也有针对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的制度；既有与生存相适应的制度；也有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制度之间不一致、错位、相互冲突的情况十分突出，总体上看，制度与物质层面之间的协调一致出现了问题。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有：其一，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内要同时进行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扬弃的任务，这本身就十分复杂；其二，物质层面本身存在着二元化的问题，但制度是无法同时适应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甚至知识经济等多种成分的；其三，观念层面没有跟得上，而“文化（指精神文化——引用者注）是制度之母”，制度其实就是观念的组织化体现。 3、观念层面。众所周知，对观念的改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未完成的”，留给了我们许多课题。“我们与西方相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补课，它决定着人的素质……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8]建国后，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占据主要地位，对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改造又走向了偏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甚至还加强了封建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又过分重视了经济建设，忽视了观念建设。当我们今天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来“补观念的课”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极为复杂了。概言之，我们不仅未能对我国漫长封建社会中残余的专制、人身依附、重“学”轻“术”、官本位等思想进行清理和改造，以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文化心理氛围；而且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进行批判，以建立集体主义、助人为乐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它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由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腐朽思想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理，社会主义应有的“合理内核”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储备；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旧的主流价值规范逐渐崩溃，新的主导性规范尚未建立，在这个青黄不接之际，价值真空、规范失灵、社会公德沦丧、思想多元化等等现象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裙带关系、专制意识、依附思想等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大量存在有关——可以称之为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问题，与自私自利、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观念有关——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问题，这说明大量存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制约了我们的物质和制度的革和发展，物质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缺乏相应的观念基础。
总而言之，由于社会主义新中国脱胎于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多种社会发展阶段“交汇”的社会，建国后，没有认识到“补课”的问题，或者重于政治、或者重于经济，不均衡发展的策略又加剧了社会两极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之间和各自内部的错位与分化日益严重。可以将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概括为：第一、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之间的“堕距”现象严重。由于历史国情的特殊性，以及长期以来更多地重视经济的发展，使本来就十分活跃的物质层面发展远远地超出了制度和观念的水平；而制度和观念发展却十分缓慢，与物质层面的发展水平和要求无法适应，已经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堕距”现象。第二、严重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种社会结构断裂的状态。在观念上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十分盛行，在制度上则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彻底改变，在物质层面上则有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成分并存。这种“堕距”与具体的地区、人口、组织、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更为实体化的特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本属于三个时代和社会阶段的社会结构并存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互相之间的“能量交换”缺乏，越来越无法保持有机联系，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社会的主体仍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后工业化的成分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断裂的社会结构是各种社会改革的背景，并对改革的进程和效果产生制约作用。
三、素质教育步履维艰的社会结构根源
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全面素质，通过学生主动内化的方式来形成素质而不仅仅是通过传授、训练的方式形成知识和技能。它和应试教育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对应试教育的克服和超越。比如，素质教育不是不要考试，而是不以考试为最终目的；不是不考虑升学、就业、谋生，而是不狭隘地以此为目的，也就是说，它不通过狭窄的、短效的技能训练去达到上述目的，而是以基础性、综合、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素质养成去达到上述目的，追求的不是“即时”的而是“长远”的效用。素质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教育，而不是“人力”的教育；就过程而言，与内化和主动性联系在一起；就效果和目的而言，与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综合素质等联系在一起，使人更像“人”；就指向的对象而言，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获得发展，而不是少数“尖子生”。素质教育的宣传和实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在当前的素质教育实践中，大家普遍地感觉到，“应试教育挥之不去，素质教育步履维艰”，也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素质教育的实际遭遇：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许多学者从教育系统内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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