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一、从教育入手促进中国现代化
    二、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
    三、“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
    结语：陶行知的遗憾和中华民族的遗憾 

    陶行知等近代中国教育家以毕生努力从事教育事业，他们提出的教育理念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丰厚的思想资源。正当“教育产业化”把许多教育机构引上“一切向钱看”的歧途，而学术界的腐败又暴露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低品劣行之时，重新回顾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助于国人反思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事业应当如何改革？” 

    一、从教育入手促进中国现代化

    从教育入手促进中国现代化，这个主张是陶行知和他的同事、东南大学教授程其保在1925年6月提出来的。近代中国的教育家早就意识到教育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系。



    最早系统地陈述这一观点的是张彭春。他在发表于1927年9月6日《南中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现代化。其时，“教育救国”之说刚刚浮出水面，世人颇多微词，理由不外乎教育救国“迂缓而不切实际”。而张彭春则力排众议，他认为：“‘教育救国’容或‘迂缓’，但并非不切实际。恰恰相反，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也。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教育救国之说，容或近于迂阔，然其所期望于未来者则至大：其求者乃永久之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其所注意者乃底层之培植，而非表面之虚饰。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 

    张彭春的陈辞堪称雄辩，而近代教育家的身体力行，则从实践角度为“教育救国”提供了更有力的实证。“教育救国”曾在30、40年代的中国一度风行；但从50年代起，这一主张竟遭到“政治清算”，从此消声匿迹。今天看来，那场“政治清算”所据颇谬，本来，革命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应该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而决非彼此排斥之道，这些主张从不同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革命压倒一切”的年代，“教育救国”之主张却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竟被视为与“革命”“分庭抗礼”，甚而被指为间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倒行逆施”。 

    需要指出的是，为“革命”所迷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早在30年代就开始抨击“教育救国”论了。那时，随着“教育救国”主张之气势渐盛，就有左翼人士站出来驳斥。例如，30年代中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员廖庶谦就曾在《大众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责陶行知的“国难教育方案”还是过去的一套，即“实验主义的理论、行为派的思想、杜威氏的教育”；廖氏断言：这种教育“都已经很明显地替买办们服务了。因此，在目前，我们不仅不要这种理论和教育；并且，我们还应该很坚决地去反对它”。 

    1940年初，一位左翼文人也对“生活教育”论作过系统的批评。他的那篇檄文影响颇久，中共建国初期强加给“教育救国”主张的诸多罪责，几乎都可从那篇檄文中找到。这位左翼文人认为：“真正生活教育的实现，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里存在”，时代任务因此只能是推翻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什么“生活教育”；“生活教育”者未把革命与教育联系起来，“企图不经过突变而欲达到质变”。 

    陶行知驳斥此论时说：“生活教育”论者从来不否认突变的意义，但“生活教育”论者并不因为突变的意义而排斥渐变；突变和渐变是统一体，突变是目的，渐变是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水热到摄氐一百度，突变而为水蒸气。我们不能幻想着水蒸气而忽视了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陶行知的这个辩说阐述了突变和渐变的相互关系以及“教育救国”与政治革命的相互关系。 

    以陶行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教育家不只是教育专家，他们也以社会改造者自命，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设计者、推动者自命。他们认为，教育是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支点，是主导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中国的教育思想要突破狭义教育的范畴，应当从“大教育”的角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服务。 

    二、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 

    所谓的“从教育入手”，实质上是从人的现代化培养入手。这个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化思路，截然不同于那种以“物”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化思路。 

    陶行知认为，人的价值始终是社会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他在“中国的人命”一文中喟然长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在他看来，中国人生命无谓的耗费，当然主要源于对生命的轻贱，源于爱的匮乏──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会被婆婆逼得上吊，徒弟没把师傅的夜壶倒乾净就被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例足以证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生命之卑微。但陶行知又认为，其实国人并非轻贱所有的生命，并非完全没有爱，“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一方面是残忍的冷酷，一方面是伟大的慈爱，看似矛盾的两种人性竟可以并存于国人身上；残忍的冷酷施于所谓的“外人”，伟大的慈爱则施于所谓的“自己人”，可见国人并不是轻贱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国人并不是没有爱，而是只有自私的爱，根本没有博爱的概念：“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陶行知的这些话，不是仍然十分准确地刻划着今天国人的观念吗？ 

    可以说，中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有选择的人性观，它仅仅承认“亲近圈”里那些人的生命权利；如果某人不在这个“亲近圈”内，其生命权利就会被全然漠视，视若草芥。而划定这个“亲近圈”的标准，无非是当事人的一己利害，一己好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相当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着眼于生命本身的价值，而是主要着眼于他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对自己是否有价值。这种功利性人性观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凡不具功利意义的他人生命都无足轻重；于是，社会上生灵饱受荼毒、贱如草菅，而置身事外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就成了极为常见的现象。 

    对生命在中国的这种悲惨遭际，陶行知痛心疾首，因而有如下一段振聋发聩的警言：“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在陶行知看来，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匍匐在生命之光中。可惜在中国情形恰好相反：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这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造成人的异化，而且直接导致国家的积弱积贫。环顾世界即可发见：凡尊生命至上的国家，往往是强国；而视生命卑微的国家，则往往是弱国。既然社会观念中生命的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地位，则唯有改造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奉“以人为本”之理念，国家的振兴才可以期待。 

    陶行知的这些看法与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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