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对于游戏，我们中国人向来都有一种鄙视的心理，认为它是一种非正常的、不严肃的活动，并且往往把它视为“奇技淫巧”，是一种不正经。更进一步，假如看到某人一天到晚沉迷于游戏，那肯定会被人视作不务正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中国古代的游戏，并不落后，而且还源远流长。蔡丰明在《游戏史》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中国的游戏史源远流长，如果从有史记载的先秦时代的斗鸡、走狗、六博、踏鞠等古老游戏形式算起，中国的游戏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的游戏史一直可以推源到遥远的原始时代”①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游戏还是相当发达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不断创造种种着新的游戏形式，从皇宫贵族到下层百姓，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是，在教育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游戏的精神却在不断的枯萎，游戏却非常贫乏。从教育刚刚产生时的丰富的游戏教育形式，到后来的与游戏无缘，教育中的游戏日渐少见，学校中根本看不到游戏的踪影，直到今天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学校教育，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在日益地远离着游戏，在教育面临着变革的今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看看我们的教育是怎样失去了游戏这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的，以增强人们对教育与游戏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细致地考察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游戏？教育需不需要游戏？
    对于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总体而言，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海》是怎么解释的。在《辞海》中，对游戏是这样解释的：“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有智力游戏(如下棋、积木、填字),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搬运接力),竞技性游戏(如足球、乒乓球)。游戏一般都有规则,对发展智力和体力有一定作用。”再看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⑴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的体育话动,如康乐球等也叫游戏。⑵玩耍：几个孩子正在大树底下～。” 很显然,在权威工具书中,游戏被认定为娱乐和体育的手段,与正经事不相容,“游戏人生”就是娱乐人生,就是将严肃的人生视为儿戏,自然就难以被我们所接受。
    而荷兰学者胡伊青价的《人：游戏者》这本书的定义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②更进一步，胡伊青加还把人直接定义为：“人：游戏者”把人看作是游戏者。随着今天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直接从游戏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另一方面的本质特征。
    今天，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学者，把游戏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甚至认为游戏是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石中英在《教育哲学导轮》一书中，在谈到人的形象时，就把“游戏人的形象”和“文化人的形象”“制造人的形象”作为三大类之一，与其他两类人的形象相提并论。并认为作为“游戏人的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人人都爱游戏”，“人人都生活在游戏当中”，“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成为’自己和‘看到’自己”。他深刻地看到了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中游戏状态的缺乏是造成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游戏的精神应该渗透到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③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可以让人们重新看到教育中游戏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有人更进一步，竟直接认为“教育即游戏”。④把教育作为游戏来看待，揭示了游戏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写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记主席勒的那句著名的话：“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人与游戏关系的命题,对于我们考察教育中的游戏因素极具启发意义。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是在一步一步的丧失了游戏的。不论是作为一种教育教学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教育中的精神，游戏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逐步失去了它的领地的。
    首先。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把游戏赶出了学校。
    在西汉时期，经过了文帝和景帝奉行“无为”政治和黄老之学，人民经过了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大发展。但社会矛盾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思想上的不统一，各种学派、各种思潮泛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斗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到了汉武帝时期，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汉武帝首先希望在思想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董仲舒作为一代大儒，便迎合了汉武帝的这一需求，提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汉武帝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之外的其它各派学说，全部“绝其道”，将儒家学说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学派，在汉朝以前，儒家学说与其它学派一样，并没有取得高于其它学派的地位，与其它众多学派的地位一样，不被统治者看中。在先秦，尽管孔子和孟子极力向各国的君主们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但那些好大喜功，各自怀着极大野心的君主们，竟没有一个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秦朝，统治者所采纳和实行的是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奉行的是法家的思想路线，走的是一条暴烈的治国之路。在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的暴烈，则奉行了黄老哲学，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但是，“无为”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之中也蕴藏着各种尖锐的矛盾。而“以史为鉴”是古代所有统治者制定基本国策的基本参照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才在汉武帝手上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教”。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仁”的主张。“仁”又指什么？孔子告诉我们：“仁者，爱人。”“仁”的最主要内涵就是“爱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的发现，确立了人在儒家学说中的至高地位。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更多的带有伦理色彩的人。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人，而不是西方那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这点上，孟子说得更为具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种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不是那种具有个人独立人格的自由的关系，而是一种有着很强的君臣、长幼之类特征的人伦关系，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个体的人，只不过是那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扭结。
    这种人际关系，很明显，它是以尊卑、等级为特征的，体现在教育中的师生之间，就是绝对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关系。在这方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最好的注脚。师生之间婉若父子。在教师面前，学生必须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听从。明代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国子监学规，有一条规定：学生“各宜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会馔，毋得有犯学规，违者痛治”；“各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充军”。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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