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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主流经济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经常发生的危机都作过解释。对于当今的危机，它们也毫不例外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其中一种理论以其创立者的名字而得名，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理论声称，无管制的私人市场必然产生价格波动，而这种波动又会反馈到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的决定中，使价格呈现螺旋状失控，从而将经济推向周期性的通胀、萧条甚至衰退。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可能停留在持续低迷或长期通胀状态，以至于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凯恩斯主义或者当前更普遍称作的“宏观经济学”，将私有经济及其运行机制视为周期性危机发作的根源。经济人不平等和（或）不对称的信息获得渠道，会产生过多但并无实用价值的信息。这些来自市场的不完善因素通常被归结为“动物精神”。①对行政力量的敬畏，加之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有利于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极端不稳定性。“管制，加强管制”，是所谓凯恩斯主义“先知们”的口号。
    另外一种主流经济理论是与亚当·斯密相联系的。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第一个提出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市场加私人财产）是唯一能够使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经济形式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以后的演进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被通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者当前更普遍地称作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继续不停地证明，为什么私有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自由与发展，为什么市场竞争能够产生以及如何产生最优经济效益。当然，非最佳效益偶尔也会出现，但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所致。换用新古典主义的话来讲，这可能是本意甚好但根本上失误的国家干预使然。因此，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让私人市场和私有企业通过内部机制进行自我医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谴责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矛头直指由于多重市场规则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监管失误、政治力量对市场的操纵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包括通胀、停滞和滞胀等。他们认为，政府不能代替市场机制，而只能让其自寻出路；市场机制本身可以适应无限不同的需求和供给，在信息沟通方面要胜过任何政府。市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会刺激、引导买方与卖方，并纠正出现的任何过激行为。因此，“放松管制，解除管制”，便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口号。
    正如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显示，在经历30余载的边缘化状态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走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运动中有效地遏制并逆转了国家经济干预。对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余波中走向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宏观经济学，他们一直予以极力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和罗斯福新政，因为在他们看来，二者严重限制并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并由此加剧了社会冲突（有时也被称为“阶级斗争”）。在此境遇下，他们希冀在斯密的资本主义繁荣增长的愿景中去寻求出路，即依靠私人市场和竞争市场来提升劳方与资方的实际收益，由此避免与经济增长不足相随而生的“阶级矛盾”。
    在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风靡全球。放松市场管制和推行私有化，似乎成为企业界、政界、新闻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原则。正如大萧条之前那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现代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为此前对社会经济何以“真正”运行的错误解读，而被作为历史文物束之高阁。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主导地位逐渐催生出“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将自己的理论范式重新解释为对新古典主义的拓展与运用。但顽固的凯恩斯主义者拒绝成为“新”的一代，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的专业发展受阻、职业生涯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学术原则和职业生涯方面的极端分歧和互不相让，并没有妨碍它们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合打压。
    从20世纪70年代起，市场管制逐渐被放宽，并在最初出现了新古典主义者所承诺的激励机制、市场价格和经济增长等景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出现另一种情形，即市场波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而这些都曾经被凯恩斯主义批评家所预言。随后，新千年伊始就遭遇了股市崩盘，几年之后又是房地产崩溃和资金流动性危机，而现在则是经济的严重衰退以及由此而来的大范围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新古典主义全线撤退，而凯恩斯主义逐渐摆脱困境，得以重振雄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后者在前者即市场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找到了一些盟友（即那些意外地依靠政府慷慨援助而得以生存的商界精英）。
    凯恩斯主义的要旨始终在于：国家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其自身着手。在当今，这句话再次成为名言。面对目前的危机，少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仍在鼓吹昔日的论调：无需国家干预，市场本身可以带来繁荣和增长，也可以解决其他任何问题。（转载自 ＷＷＷ.qiqi8.cn 778论文#在线）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终有一天将再次复出，并重弹其解除市场管制的老调。我们的这种信心在于，资本主义自我恢复的力量是建立在其持续不断的发展上的，而这又会导致未来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危机。这句话对于目前正在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同样也是适用的，它无疑也会产生很多经济问题。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旨在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随后的经济低迷；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又以克服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局限的面貌而出现。一旦凯恩斯主义对当前经济危机无计可施，新古典主义就会再次复活。
    事实上，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摇摆及其相关政策处方，显示出两者的许多共性。它们大多认同，市场机制是公认的、最好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有时它们还会补充强调，市场也会公平地配置资源。它们都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助于财富的创造，并且获得财富的多少是与为创造财富所做贡献的大小成正比的。它们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那些针对市场机制的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一般源于那些饱受经济周期性衰退和通货膨胀之苦的市民。针对这些批判运动，新古典主义认为，　“应该让市场自己去寻求一种崭新的、高效的和公正的解决方案”；凯恩斯主义则说，“不，不能这样，我们需要国家干预来引导市场找到这种崭新的、高效的和公正的解决方案”。对于双方来说，就财富创造和社会福利而论，以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为鲜明特色的资本主义，仍然是最优制度。
    因此，尽管两者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问题上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两者都显示出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两者之间的某些理论摇摆，是服务于这种共同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即当这个制度本身受到质疑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演变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法宝就在于通过双方的辩论来控制由
                           危机所引起的社会不满舆论。当严重的危机危及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时，双方辩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加强管制还是让市场机制自我调整；当严重的危机危及加强管制的资本主义时，双方又开始辩论是否应该解除管制或者变换管制的方式。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把公共舆论控制在两种相互替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决方案之内，即这种改变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内，而不会超出它的范围。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除了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有自己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并与前两者存在明显区别。凯恩斯主义强调，经济的不稳定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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