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变，将会让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在企业里处于首先获得剩余价值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地位也赋予工人首先分配剩余价值的权利。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将会成立自己的企业董事会并当家做主，取代传统由大股东选举并对其负责的董事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灭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涵义，这就是我们在社会经济和每个富有生产效率的企业中迈向新型阶级民主的第一步。⑧除这一举措之外，各企业所有的员工在决定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以及如何分配剩余价值等问题上，将被赋予平等的地位。随后的步骤就是把与企业相互依存的社区也包含进来，以进一步扩大经济民主的范围。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上，工人和社区居民将共享民主权利。
    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并不能彻底消除一种社会经济中的各种矛盾乃至经济危机。但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是一种不同的危机，将会得到不同的理解，也将会受到不同的应对。当然，这些都是另外的话题。首先，像当前这样由于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而导致的危机，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可能性极小。这是因为，工人自己掌握了企业董事会，他们不可能允许出现这样不断上升的剩余价值率。即使发生危机，人们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将是富于人道主义和公平之心的，因为在消除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过程中已经诞生了一种新型的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所倡导的公平与共享原则，已经深深植入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结构之中。但是，面对今天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荒唐现象——丧失抵押赎回权和失业的数百万工人痛苦不堪，而其他人却安然无恙；某些遭受损失的资本主义企业得到巨额的政府援助，而其他企业却被抛向破产的境地；一些市、州能够继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其他市、州却无能为力。这些荒唐现象基本不可能出现在以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为基础的社会。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在内。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实施了大量经济管制措施，其明确的目的在于结束大萧条，并防止类似的萧条在未来再度发生。新政通过征税和其他措施，约束了资本家追求自己目标的某些手段和方法。然而，它一直没能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这些管制措施仍然留有很大的余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处在公司董事会头头们的掌控之中。这些头头们只对股东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负责，而对于新政的管制措施则力图躲避、削弱或敷衍。此外，资本家在企业内部处于首先获得剩余价值的地位，这样也为他们躲避、削弱或敷衍新政提供了便利。正如我们从美国历史中所知，美国企业总是受利益驱动，而会利用各种资源去敷衍新政。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情况更是如此。在我们前面大致描述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结构中，这些情况不可能发生。对于工人董事会而言，他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实施有损于未来反危机改革的类似手段。
    一个结论性寓言
    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相似的寓言结束本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当美国南部奴隶制内部发生危机并给奴隶们带来巨大苦难时，许多人要求政府干预以减轻这种苦难。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或大或小地调整一下奴隶制。但是经历多次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局限于奴隶制内部所做的或大或小的调整，并不能有效防止危机的发生。于是乎，他们开始站到另外的立场上，即基于道德、伦理和其他理由去反对奴隶制。换言之，他们开始把废除奴隶制本身作为解决奴隶制反复发生危机的最佳方案。今天，在经历了政府的强化管制、放松管制、再次强化管制的循环之后，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反复发生。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而言，基于道德、伦理和其他理由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刻也许已经来临，探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不是消除资本主义危机最佳方案的时刻已经来临。
    注释：
   &
[align='center']         [/align]                             nbsp;①也许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最著名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动物精神”一词最早出现在凯恩斯的著作《通论》中。它是指企业如何预见其资本投资与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取决于企业界失控与逆反心理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形成“商业心理”，因此“动物精神”的核心角色在于它如何约束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以及为什么这种行为是波动的。阿克洛夫和希勒较好地总结了这种理论，并把它推广到当代经济社会(G. A. Akerloff,and R.J. Shiller, Animal Spiri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②为了消除对“关联”一词的误解，有必要对该词进行解释，我们并不是要把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全部归结为阶级因素。我们反对把每种事物都作本质主义的解释，无论归结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但是，与其他流派的分析不同，我们希望把阶级因素作为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③这些是从有关资料的数据中计算得到的年均增长率，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数据依据于1890年至1978年的有关资料。
    ④参见梯思等人的著作(D. Teece, G. Pisano, and A.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7)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论述了合作管理——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话讲，即整个公司经理阶层的合作——的重要性，强调它在创造当前和未来的企业收益（剩余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
    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国工业企业（如在钢铁、汽车、橡胶产品、电子产品等领域）由于国外竞争而正在丧失超额利润。这就意味着可为这些工业领域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对剩余价值攫取的要求却在增加。
    ⑥这是值得详细引述一下的发现。美国从1917年至2007年间收入分配的变化，“整体来说，顶层收入分配格局呈U型分布。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0年，顶层收入所占的份额一直是45%左右。在‘二战’的四年间，大幅下降至略高于32.5%。直到20世纪70年代，该项数据也一直比较稳定地保持在33%左右……经过战后时期几十年的稳定，在过去25年又获得了大幅度的增加，现在又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事实上，在2007年，顶层收入所占份额是49.7%，这一比例比自1917年以来的任何其他年份都高，甚至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股市泡沫高峰期的1928年”。参见萨伊兹的著作(E.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elsa.berkeley.edu/～saez(accessed August 2009)。收入的多少是以整个市场的总收入来衡量的，包括已实现的资本收益和上缴的税款总额。“顶层收入”是指超过109600美元的家庭年收入。
    ⑦换言之，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仅要阻止剩余价值流失到国外竞争者手中，而且还要主动发起进攻以从国外竞争者那里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⑧还有一个不同的步骤可能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无论这些生产者身处何地，也无论剩余价值在何处生产出来——他们都会处于首先获得和分配剩余价值的行列。换言之，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某个企业，而是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为了便于集中安排，剩余劳动可以首先通过各种剩余价值生产单位汇集起来，然后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集体将会首先获得并分配所汇集的剩余价值。我们在《阶级理论与历史》中已经研究出实行这种分配方式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参见雪斯尼克和沃尔夫著作(S. Resnick, and R. Wolff,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2002,pp.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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