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都下定决心要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放手一搏，而将风险和代价置之度外。而美国历史也似乎为此做好了准备。到了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工人已经被长期的超负荷劳动搞得筋疲力尽，被家庭的解体搞得烦躁不安，被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搞得焦头烂额。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由工人创造的产品总价值在不断增加，却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据为己有。广大的工人得到的越来越少，而少数的资本家得到的越来越多；资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们所失去的。
    资本家的反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国工人一再被压榨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在过去的30年中，剥削率的增长是空前的。正如前文图表所示，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事实上，美国近几十年的收入分配格局一直是有利于最高收入者的，这一点可以从剥削率的不断攀升中得到反映。⑥资本家们开始将财富存放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中，差不多要被快速增长的收益所淹没。通过这些机构，公司董事会头头们以惊人的涨幅分配净收益（即补充了投入耗费和支付了“非管理层”雇员工资之后的收益）。
    他们通过增加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预算、薪酬和奖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他们对个人财富的炫耀，使其成为媒体阿谀吹捧的目标，并引来大众的羡慕。其实，约翰·洛克菲勒等人早在19世纪末就干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些人又如法炮制，故伎重演。两个时代的一个区别就是，在那时，洛克菲勒等人被有些人称为“实业寡头”，但也被许多人叫做“强盗大王”；在今天，这些人的称呼好听多了，“新生公司超级富豪”一词似乎颇为流行。我们现在毕竟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董事会的头头们还不惜斥巨资用于计算机化、产品研发以及生产设施海外化，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⑦他们在一些政客身上大把地花钱去疏通关系，以便为收入激增创造更多的条件。同样地，这些手段也会用到其他人身上，诸如增加股东的股息、地主和技术所有者的租金、销售商的费用、银行的利息，以及支付给专家和顾问（如律师、广告策划师、公关公司等）的高额花销等。实际上，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激增的财富日益集中在相当少的人手中，促进了管理型企业的飞速发展，用以专业化管理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对财富的管理也悄悄地变成一种投机行为，正如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悄悄地临近时一样。因此，金融企业对于争取存款的竞争日益激烈，都期望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更多份额的剩余价值。这样竞争的结果就是，金融企业“发现”并经常开辟更多的业务项目（如“特殊投资工具”、“担保债券凭证”、“信贷违约调期”等），以期获得更多的回报。他们并不满足于此，甚至走得更远——超越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存款，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超越法律限制，绕过金融条例并扩大无管制的金融活动；超越谨慎原则，使投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高风险。只要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涌进金融部门，该部门就会比美国任何其他经济部门获得更迅速的增长。金融业因为负责这些洪水般的资金流动的管理和运行而抽取了巨额的手续费和佣金，并快速膨胀。大批高校毕业生为了快速致富而舍弃其他职业，纷纷投身于华尔街或其他地方的金融业。
    矛盾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关注矛盾问题，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要将目光聚焦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工人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而备受压榨，另一方面，资本家却以激增的剩余价值不断提升社会地位。使两者发生联系的就是债务。美国金融业发明和增生出一些必要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资本家有时也可能将剩余价值的相当一部分借给工人。而工人之所以借钱，主要是因为在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其次是因为其中有无数的再保险可以担保这种借贷是安全的、适度的，并且借贷也是非常美国化的行为。在过去的30年中，工人对信贷需求的日益扩大无形中也加深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而银行家则从中获利匪浅。当然，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他们也在寻求更新的、更有利可图的放款渠道。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银行家放贷给有需要的封建领主和国王，而现在则放贷给实际工资停止上涨的工人以及税收减少的政府。去指责借贷的工人是多么的愚蠢或不负责任，去指责银行或者其他出借人是多么的狡诈和贪婪，这是用道德谴责取代社会分析。我们马
[align='center']         [/align]                             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不在于道德谴责，而在于去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各种道德败坏）条件，何以造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矛盾发展，而这一发展为什么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在75年内出现第二次全球性崩溃。
    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债务关系的答案就在于债务的证券化。因为工人能够提供的抵押品只有他们的住宅，因此，抵押贷款数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抵押支持证券份额的上升。全国各地银行、银行代理（“抵押经纪人”）迅速将抵押打包转售给证券商，然后再经证券商转售给“投资者”（包括那些得到巨额剩余价值的人）。最初的经纪人确实赚取了一些酬金，并且还能立刻将抵押卖出，因此，他们大受鼓舞，而对借贷家庭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并不关心。由于金融业的激烈竞争，腐败行为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当负债率或违约率超过一定比例时，抵押支持证券的价值就会大大缩水，最终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当然，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危机就会很快蔓延到为其提供抵押支持的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从那里扩展到所有其他相互关联的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之间是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局部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动，这样就产生了目前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家们为这个制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财富而欢呼雀跃。资本主义的幻想差不多就要变成现实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此前工人曾经享受过的实际工资增长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负债务的不断增长。资本家们一直深信，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正是这种机制造就了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美好前景，并且“人人受益”。由此可见，私有化和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属于资本家的美好时光终究会流逝，这让政界、新闻界、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信仰的肯定显得过于急切。实际工资停滞的残酷现实，让人人发财的魔术穿帮。资本家的受益即是工人的受损，这些观点资本家难以接受也不愿理会。只有当工人群众这一边债务缠身、精疲力竭、不堪重负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之时，处于欢欣鼓舞“那一边”的资本家们才会手忙脚乱。对于这种矛盾及其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很早就进行了揭示，并且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如果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剥削率的不断攀升使工人首先陷入债务危机，接着导致违约，那么，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或者部分解决方案）显示如下：消除阶级剥削。遵循这种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既有别于今日的凯恩斯主义也有别于昔日的新古典主义。我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方案，目标不在于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放松或加强信贷和其他市场的管制等措施去改良资本主义。进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首先是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重要改变，也只有在这个目标实现后，才能辅之以人民愿意接受的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或管制。
    我们倡导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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